作者：幸运的苏丹
香烟浮起，挡住了他的视线，也挡住了别人看他的视线。
“你说的情况我明白，我自己也在国民警卫队里服役过，私人军事公司在亚非拉大行其道，而美国自己的军队结构也在这十年里发生剧烈变动，麦克纳马拉还曾把智障和残疾拉去越南充数不是吗？而读大学的美国年轻人又不热衷军旅生涯，美国对国外战争充满热情的总共就那么机场，美西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它越来越难以吸引优秀的青年人。”
“其实最近军队已开始从监狱里招人了。”索托这话让两位众议员吃了一惊。
看他俩都是这种表情，索托夹着香烟，笑着说这没什么稀奇，如邓波刚才所意识到的，我国的军队只能扩大在少数种裔和轻微刑事罪犯里的征募比例，一纸招兵信件，能给这些年轻人带来报酬、职业培训还有减刑，何乐不为呢？监狱是道连接社会各界的桥梁或是运河，犯罪的或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被关进去，又投身行伍，有的能在军队里面得到晋升，有的退伍后进军事承包商的公司，还有的回来帮忙管理监狱，还能为军队解决兵源难题，大家都有光明的前程嘛！
听到这儿，邓波和卡玛斯也只能耸耸肩，示意这是美利坚的特色，与其改变，不如适应——这几年，军队里出身黑帮，或是有吸食禁药经历的兵，确实是越来越多。
“卡德纳先生，您的国际长途电话。”就在这时，服务员很有礼貌地轻叩房门，说到。
第21章 平衡派的胜利年
是大卫打来的。
大卫告诉索托，卡米娅在中国遭到麻烦了。
“是不是倒卖钢材东窗事发了？”索托预计是卡米娅不听劝告头撞南墙。
可事情远不是那样简单。
这一年中国的政治可谓波云诡谲。
前两年中央和地方的各部门热衷引进外国的技术与工厂，在这点上华主席和邓公趋向是一致的，可很快就有人批评华主席搞“洋跃进”，希望通过经济的进步来巩固政治权力，批评者还说：“在这场选择和引进项目的热潮里，根本没有科学的评估预算，决定标准只是各部委和地方干部对项目的意向，个人主观压倒一切。”
过去的1978年是希望快速进步的建设派的胜利年。
但平衡派的反攻也在酝酿中，平衡派的那位领袖给中央写了封语重心长的信，就好像大人管教过分兴奋的孩子般，在信中这位平衡派领袖提出几个尖锐问题：
“需要不需要向外国借债来办工厂？
中国有没有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人力、配套设施来落实引入的项目计划？
我们相当多的同志被各种美好的幻境所迷惑，前方有没有债务陷阱？
十年规划中大批有缺口有缺陷的项目，要不要安排？出了事谁负责？我们要的是循序而上，还是一拥而上？”
邓公看到这封信后，长时间坐在沙发上吞云吐雾，一言不发，而后他将几位负责经济的同志喊来，说：“他对经济工作提了些很重要的建议，我看我们还是适当降低些指标，我还是那个意见，重工业尤其是军工业放慢脚步，优先投资快回报快的轻工业，在这点上相信我和他是一致的。”
姜同志也在其间，他表情沉默严肃。
风声在前，新的最高层将安排分工，邓公负责领导军事和外交，那位平衡派领袖进入中央政治局后，将主管人事和经济。
邓公自谦不懂经济，可其实见过世面的他也知道，平衡派领袖也很难说懂，只不过他在党内享有极高的威信，这种威信是在大 跃进时代里得到的，那时大家头脑都发热，只有这位冷静，所以党内有个共识，“如果当时听他的，那就不会……”
但在错事里唱反调的，也未必就能做对事。
这位领袖解决任何经济问题的方法，其实就是“紧缩”，为了好听悦耳改了个中国化的名字叫“调整”，即加强中央计划经济，把国家经济控制在个用算盘都能算清楚的小额数字里，超过这个数字外的所有，都毫不留情地砍掉。
后来该领袖对自己的策略有个形象化的说法，那就是“鸟笼经济”，鸟是经济，笼子就是计划，鸟不能捏在手里，那样它会死，但它飞也必须在笼子里飞，不然就飞得找不到了。
当然这个鸟笼可大可小，小到一个市县，大到跨国甚至跨洲。
但这也只是种理想的譬喻，既然要求鸟笼必须拿捏在手，就只能是越小越好。简言之，计划指导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进入79年后，平衡派的声浪大起来，那位领袖开始严厉批评华主席草率签订引进项目的合同，国家只有四十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却已花费七十亿来引项目，有债务过重的风险。
邓公出于各种原因，转而支持附和那位领袖。
最重要的，中国计划对越南出兵，军事花费是不能不谨慎考虑的问题。
开春在无锡，该领袖主持经济工作会议，在会上这位头戴鸭舌帽，披着件不太和时节相称的呢子大衣，面貌英俊清瘦，对着参会同志侃侃而谈：“我们国家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我们还很穷，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大家都想实现现代化，但问题是我们能做到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均衡发展。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想生产更多的钢，问题是1985年搞6000万吨钢根本做不到。电跟不上，运输很紧张，煤和石油也很紧张……有些人笑话谨慎的人，让人觉得似乎他们是专门主张搞少钢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这样的事！确实，我们需要借外国人的钱，需要外国人的技术，但是人民银行有多少钱还账，你有把握吗？必须有把握还上钱才行。究竟需要多少钱，没有很好计算。地方工业跟大工业争原料、争电力。搞”三个人饭五个人吃“，不能持久。我们在工作中是犯过错误的，我们仍然缺少经验。要我做工作，我只能量力而为。”
这番话，基本上是必须要调整过热情绪的宣告。
尤其是那句“我们在工作中是犯过错误的”，分量很重，让很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干部心惊肉跳。
而后平衡派领袖提出三大“平衡”：
平衡外汇开支；平衡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比例；平衡重工业、轻工业还有农业。
又因他已主管中央的人事工作，便开始和某些地方上的“乱象”开战。
广东省自然首当其冲。
这位领袖特意提到了某些干部从美国那边走私来废旧轮船，拆解为建筑钢材再倒卖去香港盖楼的例子，并认为这是“严重的经济犯罪”，马上让广东的部分同志进京，要进行深刻的检讨和自我批评，该抓人的抓人，该判刑的判刑，绝不姑息！
现在都敢走私废钢材，以后要做什么，简直无法想象。
另外中央要立刻派遣巡查组去特区，实际看看当地到底在做什么。
对此卡米娅是猝不及防。
北京来巡查组时，其实卡米娅真的已洗手不干了，因纺织品开始接到东南亚各国的订单，毛绒浆的机器设备已到位，就等厂房和人工，省里的同志告诉她让她安心，“所需原材料的申报马上就会得到批复”，另外在钢材灰色交易里得到好处的卡米娅还雄心万丈地准备从奇卡诺公司引入条电视机生产线，要用该产品打开大陆的市场呢！
还是与卡米娅做邻居的日本某电机公司比她更了解中国，将巡查组要来的情况告诉了卡米娅，劝她去香港避避风头，卡米娅狼狈地搭上艘非法运营的小火轮，趁夜逃去了香港。
巡查组带队的同志，正是当年和姜同志、老宗一起访问蒂华纳、尔湾的老彭，老彭没费什么力气，就查出所罗门公司确有走私行为，一纸封条，将卡米娅的厂房直接封了。
卡米娅只能在香港打电话向大卫求救。
“你帮帮她吧。”大卫自然找到了索托。
“不好说哇这事……现在的局面真的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当索托急忙给驻美大使老宗打电话时，老宗的回答非常微妙。
第22章 大调整
走私也好，经济犯罪也罢，本身诚然不对，但也算是变相利用香港那边的资金，平衡派最主要还是要借此做文章，压制住贪功冒进的“经济特区”，告诉对方，你再“特”，也得攥在中国在中央的手掌心。
“我不管中国如何变，总不希望在中国的厂房、设备被没收掉，那些招来的技术员和工人又怎么办？招商局不还曾向我保证，说来投资的外国朋友肯定是要赚到钱的，谁料到最后却把底裤都输掉……”在香港酒店里避难的卡米娅，接到索托的来电，是一把鼻涕一把泪。
她倒不恨中方，只是恨自己这次创业若失败，便再也没法对查尔斯报仇，一想到哥哥那张寡淡薄凉的脸，卡米娅就受不了。
“你别太着急，特区的毛绒浆产业是我们亲自与邓公商定好的，项目也是得到中国国务院计委的批准的……”
谁想对索托的打脸第二天就来了。
听老宗最新情报，广东省的领导“进宫”（也就是去北京，很形象的说法）被批得很惨，那位平衡派领袖管账管了几十年，小伎俩小手脚根本瞒不过他的火眼金睛：原来，广东省上报项目总额是五千万人民币，可却玩了花招，即把多个项目伪装打包为一个项目，来遮人耳目，卡米娅的毛绒浆工厂也不例外。
那领袖在心里闪电般地啪啦啪啦打了几下算盘，拿起钢笔画了几道，就说不对啊，你这个申请的项目满打满算花费也就一千八百万，那多出的三千二百万是不是夹带的“私货”？
吓得进宫来叙职的承认也不是，不承认也不是。
“一千八百万就批一千八百万，多出来的三千二百万砍掉！”平衡派领袖的钢笔尖重重向纸面上戳了三戳，等于宣判其余引进项目的死刑。
“对法国幻影战机的后续引进也停止了，对，战机、部件、维修队伍还有配备弹药，都被喊停。”当索托从安哥拉归来，在华盛顿寓所里，老宗来访，坐在檀木桌边，尴尬地推着厚厚的近视镜片，很不好意思地对索托说。
“引进幻影战机还有对舰导弹，是在我中介下，姜同志与法国达索集团亲自谈的，杨诚武将军去访法时代表贵国政府最终拍板的，这怎么也是说砍就砍？”索托只觉一肚子冤枉气，简直不可理喻，还要不要契约精神啦，“贵国还希望不希望和我国谈最惠国待遇的事？要是在国际上从事商业是这样的信誉的话，那以后什么可都难了。”
“我也问过姜同志，他很心痛，但没办法，无锡会议后，是大刀阔斧地砍项目，甚至连1980年的经济增长率，还有重工业砍的比率，轻工业和农业增加的比率，都被算好了，写进报告里，到期限少一个点不行，多一个点更不行，这叫调整。”老宗摇摇头，他觉得洋跃进过火，可这大调整就不是过火？
“贵国抓经济的到底懂不懂经济规律！平日里还号称尊重客观规律，尊重个狗屎！按这么搞下去，就算划了几块特区，别说五十年，一百年都发展不起来！”索托甚至是爆了粗口。
和老宗的谈话无任何结果，老宗虽说对索托的理念一百个一千个赞同，但任何事最后还是回到“无条件服从中央”的轨道上来。
索托便用外交人员经常使用的密电，知会了布热津斯基博士。
博士也觉得不可思议，他在次日傍晚在自家举办了沙龙宴会，包括索托在内的一群参议员和众议员，还有基辛格博士也从特拉华州乘捷运列车干来参加。
“这确实就是中国……”席间，大家听基辛格娓娓道来。
布热津斯基则忧心忡忡，他对索托说，当初我俩就担心，要是该行为对中国引进军事技术产生不利影响，中美交往无法深入倒在其次，若是使中国对越军事行动受到负面影响，那以后的路可就不太好走啦。
因中美正式建交后，副总统波特带着个非常庞大的代表团访华的，期间两国在军事、能源、民生、科技等领域达成很多协议，可现在这位平衡派大佬举着把西瓜刀，从太平洋这头砍到那头，“中国军队的炮兵雷达、战机、军舰还有合成营的购买和仿制，还能不能进行下去？”
于是索托要求大家集思广益。
最终统一的解决方式还是直接和邓公联系。
为此颇是经历番曲折，和以往的意气风发、决策直爽不同，邓公这次说话的状态很委婉也很无奈，他反复对索托说：
首先，平衡派这位领袖已是中央政治局成员，是选出来的，他的势头比我要强劲得多，党内同志都盼望着他主持经济工作，而大调整也是他回归后的第一把火，他可以给我们泼冷水，但我没法给他泼冷水啊！
再者，经济领域我不如他懂，他和我都是革命战争时代走过来的老同志老伙计，本来我们这个年纪是不合适再主持中央工作的……可新的年轻的领导班子形成战斗力还需假以时日，还得我们做出指导和帮扶……而且他手下的人都很优秀。
邓公的话说得很隐晦，大致意思就是平衡派可不是那人唱独角戏，而是枝繁叶茂根深蒂固，以后几年，甚至几十年，都可能是这个派系的人在管国家计委，看这形势，只能慢慢来，慢慢磋商，他们觉得我们改革得太急，我们就得等一等，最后平衡到个比较适宜的速度上来。
索托很耐心地听完这番话，恳切地问邓公，难道真的没办法了吗？路德维希兄妹可算是首批愿掏大钱来投资中国的美国商人，商人的投资和回报是瞬息间决定生死的，他们没法慢慢来慢慢磋商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要是有前车之鉴，那就不复后车之至啦。
“卡德纳议员你的意思我明白，这样，让我再参详参详。”既然邓公这样说，索托也只能等待回音。
就在邓公点着香烟，缜密地苦苦思索的时刻，他的秘书敲响门，“请进。”
“邓公……他们准备把宝钢的建设项目也给砍掉。”当秘书低声报告这句话后，邓公手里夹着的烟头当即惊得落在脚下的地毯上。
“可，可是宝钢那边，都和日本的工商界朋友谈好了，去年就签署过合同的，人家的资金和人员都准备到位……这，这如何是好。”秘书还没看到过邓公如此被动。
转眼间邓公又问秘书：“这个消息是谁说的，保真不保真？”
秘书便说了透露消息者的姓名。
邓公点点头，重新从烟盒里拔出根烟来，可拔到一半时动作就僵住……
第23章 卡米娅罪恶滔天
过了几日，邓公找到平衡派的领袖，两人很诚恳地促膝长谈了番。
邓公先问，在无锡的经济会议上，陈公您提出的1980年调整目标是多少哇？
“1978年，我国重工业在整个工业产出里占57%，轻工业只占43%，你是晓得的，这个比例别说西德这样的发达国家，也别说南斯拉夫这样的苏东阵营里的橱窗国家，更别说与美国比了，就是与素来重工业畸形的苏联比起来，也是不遑多让的，事实上从1958年起经济一直处于失衡状态，食品和消费为重工业做出的牺牲大大超越了人民的承受能力，我准备——1980年整年把重工的增长率控制在1%，1981年让重工下降4%左右，而轻工业增长率这两年都要保持在15%，另外每年全国的基建花费从500个亿缩减到300个亿，有同志抱怨说这样拖慢了发展速度我们等不起，可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等了多少年？多等个三五年也没什么了不起。”
“你的调整政策我完全支持！”邓公递给陈公一根烟。
陈公摆摆手，说我的身体这两年很不好，不必了。
“你的思想是我党长期和错误路线斗争的结晶，党校要讲的，要对所有干部讲。”邓公加重语气。
陈公微微侧脸，头低着，很谦逊地笑笑。
其实中央党校早就有人在整理陈公的经济思想，形成了个“四大讲”的稿件，猛烈批判洋跃进，赞同平衡调整，有听课的干部质疑“这算不算新的个人崇拜？”
讲课者则针锋相对地驳斥质疑：“建国以来陈公的建议都是正确的，大跃进错在哪？错在不听陈公的劝告。现在错在哪？也错在没充分全面采纳陈公的明智之见。”
所以邓公先赞同陈公，并把他的思想推上个很高的维度，随后便聊起幻影战机还有宝山钢厂的事……告诉陈公，现在违约砍掉项目，对国家信誉破坏很大，对内外环境也有不利影响。
陈公此君，素来淡雅，不喜好发火，但对自己认为正确的举动却异常坚持，可是对广东、福建经济特区出现的乱象，他是按捺不住地发了好一场大火，直到现在还没消掉，他当面质问邓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