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佑明 第82章

　　古人很重视元夕，基本上从正月十三日开始就要大办灯会，热热闹闹起来。

　　自宋开始，元夕佳节最负盛名的活动，便当是鳌山烟火灯会。

　　而也因为鳌山烟火灯会是否要继续举办，朱翊钧和张居正还出现了分歧。

　　按照张居正的意思，办鳌山烟火灯会耗费甚大，当废止，而不当崇奢。

　　主要是因为儒家思想本来就是崇俭的。

　　如《论语》有言：“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节俭本就是儒家提倡的五德之一。

　　所以，不只是张居正，历史上很多名臣都有崇俭抑奢的执政理念，也因此发展到，历史上有许多地方官，还会禁止百姓娱乐，以正皇风为名，禁办社庙社戏。

　　当然，这里面也有害怕百姓聚众生事的原因。

　　总之，官僚士大夫很多都因此是不主张百姓有自己的娱乐生活的。

　　甚至不少士大夫还是主张严禁百姓娱乐，哪怕是个能臣好官，也会因为自身阶层与受所学知识的影响，更偏向于主张百姓受儒家教化，明五伦五德，而勤耕织，不当立淫祠、崇奢靡，而败风气。

　　只是官僚士大夫们，很多很难自己做到这一点。

　　包括张居正本人，他思想上是崇俭的，治家也很严，从不许子弟斗富比奢。

　　但他本人在这方面则很难做到。

　　其他士大夫更不必说。

　　所以，很多官僚士大夫崇俭禁奢，也只禁到了百姓身上。

　　张居正也是一样，尽管他在生活上也纵情声色，追求奢华，比如据历史上曾任大明吏部尚书的陆树声回忆说，张居正吃一顿饭会换四次华衣，但他在思想上的确是崇尚节俭的。

　　历史上数次要求朱翊钧要节俭，要减少宫廷消费。

　　“陛下，隆庆以来，乃岁供元夕之娱，靡费无益，故新政当节省为宜。”

　　张居正这时也对朱翊钧如此说了起来。

　　朱翊钧则道：“但如今国帑充沛，何况，一鳌山烟火灯会，也费不了多少帑银，但带来的却是能让百姓更为欢乐，商品交易也能因此更为发达。而税收无疑也会因此增收。更重要的是，能惠民，使百姓增收。”

　　“陛下！朝廷解小民之困足矣，何必一味助其富若缙绅？”

　　“治政首要在于富国，其次强兵，而可使宗庙社稷长治久安，而惠民不过顺带之事而已。”

　　“陛下如今旨在富民，非是牧民之良策。”

　　“盖因人无所足，民一旦富便会求贵，一旦贵便会求安，是故，陛下若不崇俭以压人欲，则必难以填众人之欲，而社稷难安也。”

　　张居正这时说了起来，且道：“陛下或许当再读《韩非子》、《商君书》，而不仅仅是通鉴！”

　　在一旁负责起居注的沈鲤正执笔快速记录朱翊钧和张居正的对话，且因为听张居正这么说，而猛地抬起了头，诧异地看向了这位也算是自己老师的首辅。

　　他明显也意识到，天子真的与首辅张居正，在治国理念上起了冲突。

　　朱翊钧也知道，儒法兼修的张居正一直是站在维护大明整个统治阶层利益的角度在改制，在教导自己，而并不是真的站在庶民百姓一边，真的一心要让庶民百姓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对此，朱翊钧也不感到意外。

　　因为张居正改制的确真的只是为大明的国祚能长久下去，社稷能长治久安而已。

　　所以，张居正在进行清丈田亩这样的改革时，是以规劝的口吻在劝这个时代的大地主们，如要“出其百一之蓄，以完积年之逋”之言。

　　以及，在朱翊钧面前表达其改革目的时，张居正也只是说：“终身乘坚策肥，泽流苗裔”，即只是想让他这个君主将来日子好过，还能泽被后世君王。

　　而非是说要富天下之民，真的让天下百姓摆脱地主阶级的压迫。

　　朱翊钧作为皇帝，自然不能说张居正这样想不对。

　　而他也不可能要求张居正作为一个士大夫一员，就真的觉悟高到要为全天下庶民百姓谋幸福。

　　可朱翊钧既是皇帝，这个时代的大地主们的代表，他的皇庄所占田亩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也是一个来自后世受过十多年教育的人。

　　他比张居正要多知道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知识，知道人不是真的就能当牛马来对待，另外，也不可能真的指望一时间的改革，就能彻底结束熵增。

　　所以，朱翊钧这时只问着张居正：“先生觉得不顺从百姓求富求贵之欲，百姓求富贵之心就会消失，就会不存在吗？”

　　“回陛下，自然是存在的。”

　　“但陛下当利用天下百姓此等心思，行追求富贵之制度，而收天下百姓之心，即现行之科举，鼓励百姓读圣人书，从举业路。”

　　“另外也借科举使百姓中的读书者只知正统学问，而从而只知忠义廉耻。而不是，顺从百姓这心思，为其谋福祉，乃至因此不惜劫富济贫。”

　　张居正回道。

　　朱翊钧点首，又道：“先生说的是。”

　　“但饶是如此，因为生齿日繁，还是会使得富贵者日益多，养尊处优者亦愈多，但九州之地却有限！”

　　“先生觉得长此下去，为君者只知驭民有术，不想着为百姓增收，为社会增产，大明就不会再有更多流民吗，而不会再有更多流民成盗匪，乃至为坐寇吗？”

　　张居正抬眸诧异地瞥了朱翊钧一眼。

　　沈鲤也瞥了朱翊钧一眼。

　　张居正接着就还是坦然道：“陛下所虑甚是，但只是，一代人只能为一代人之事。陛下应该，将以后的问题，交给子孙，而眼下不必为增百姓之利而费国帑，毕竟朝廷当备足国帑以做不时之需。何况，接下来还有潞王出阁、跨海讨倭等大事，皆需费银数十万两，节俭是有必要的。”

　　“节俭也不必在这上面节俭！”

　　“一个鳌山烟火灯会才费银几万？而据朕所知，有名妓一夜得权贵豪绅之赏便在数十万两以上。”

　　“有士大夫蓄养名姬之费一年便要数万两银，尤其是蓄养千金姬者。”

　　“既要崇俭禁奢，当令这些权贵豪绅禁奢，而崇节俭。”

　　“首先当禁止买卖女子，禁止开设青楼勾栏，乃至酒楼古玩之行也一并禁止！”

　　“另，当对奢靡之费课以重税。”

　　“如此，才能算得上是真正抑奢崇俭。”

　　朱翊钧说着就问着张居正：“先生觉得呢？”

　　张居正不由得一怔，一时语塞：“臣。”

第121章 陛下已可亲政

　　“另外，先生也不必只把天下之利盯在土地上！”

　　“而当知道，商品交易不仅仅是便民各取所需，也是在利生产。”

　　“比如这鳌山烟火灯会，表面上是看费银数十万，但进城售卖各类商品者也会更多，而会增加不少商税。”

　　“一旦不再进行鳌山灯会烟火灯会，人流就会锐减，卖各类货物的商贾也会锐减，如此牵连，影响的就是京畿附近纸张和硝石之产量。”

　　“而商业上，对各关税造成的影响，只怕不逊于一次鳌山烟火灯会所节之费，且这还没论，会令多少靠此为生之手工艺者与小商小贩减收，而影响明年丁银的事。”

　　朱翊钧见此就自己主动又说了起来。

　　朱翊钧说的的确是事实。

　　庶民百姓的娱乐生活，基本上很难跟奢侈挂钩，毕竟自身财力有限。

　　哪怕是赌钱喝酒也难以日费斗金，日常就算听书看乡戏，也不过是赏几个铜板，大多数还只是吆喝一声，唱个好而已。

　　正因为此，来自后世的朱翊钧，因为对底层更加了解，也对奢侈消费的主力阶层是哪一阶层更加了解，也就还是不觉得禁止鳌山烟火灯会，能在崇俭上带来多大益处。

　　朱翊钧甚至还认为鳌山烟火灯会，能丰富百姓的娱乐生活，利于促进商业买卖的繁荣，更能让一批做灯笼的手工艺人增收。

　　何况，对于朝廷而言，所耗费的官帑其实并不多，本身就真的比不上举办一次大典大礼的花费。

　　朝廷还完全可以因为交易量增加，而通过税收再赚回来。

　　而真的要崇俭的话，对权贵豪绅动手还差不多。

　　本来大明的平民收入增加与消费规模，本身就远不及权贵官绅的消费规模与收入增加。

　　所以，不能只让权贵官绅们在各处勾栏与自家里挥金如土地听戏狎妓，乃至比宝斗富，而百姓连一点烟火灯会都不准看，使得百姓真的如牛马一样，而只能吃饭、生孩子与劳动，读圣贤书，而不能有娱乐。

　　如此，只会造成百姓精神匮乏，消费欲望不足。

　　这样一来，何谈劳作积极性？

　　何况，这样也会因此更加难以让百姓产生国家的概念，而难以意识到盛世与自己有关。

　　而不能让百姓意识到，大明强盛了，至少朝廷官府能让自己自己在文化娱乐上得到更大的精神满足。

　　这样，百姓对皇朝正统的意识也更深，而因此可以遏制邪教利用百姓精神上的匮乏，进行肆无忌惮地传播。

　　所以若真要限制奢靡，应该是禁止权贵士大夫豪奢，对高价竞拍名妓古玩者，课以重税。

　　而针对百姓适当举办一些民族文化活动，是利于让百姓有君父与国家概念的。

　　朱翊钧也把愚民会给邪教可乘之机，不利百姓有国家君父概念而对张居正说了起来：“先生现在觉得呢？君父，君父，难道真要让百姓只知有君，不知有父？”

　　张居正这时听朱翊钧这么说，身子不由得微微一颤。

　　而朱翊钧则继续追问道：“先生，就真的想让百姓因愚昧而易被邪教妖言利用，不知忠君之必要？”

　　“哪怕读了书，也因只知圣人言而迂阔到不通实务，使得将来再有强虏寇掠，而不知反抗，只知顺从？”

　　“哪怕读书成了士大夫，也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也只知道去翻圣贤书，找圣人求答案，而不知如何进言？”

　　张居正欲要解释：“陛下，臣。”

　　朱翊钧不待张居正解释，就抢先继续言道：“乃至君王也因为只知驭民，而不知未雨绸缪，不知一开始就要考虑为民增利，使得最后不得不走上再次改制才能救国的路，但又因为迂腐之富贵者越来越多，而改制阻力已远大于以前，也就导致越改越糟，从而速亡乎？”

　　朱翊钧说完后才道：“朕说句让先生不喜的话，在人欲与天理之理解方面，先生不如高拱！”

　　张居正听朱翊钧这么说，突然就朝朱翊钧跪了下来：“臣惭愧！不敢劝陛下以圣人之德约束权贵豪绅，而只敢劝陛下以圣人之德律己乃至驭民。”

　　“臣让陛下失望了！”

　　张居正说了一句后，就持象笏拜倒在地。

　　朱翊钧急忙起身扶起了张居正：“先生快别这么说！在朕心中，先生已经可堪古今难得之良师贤臣。”

　　朱翊钧说着对张居正又细心言道：“朕是真心待先生如师，而非是可驱使责骂之臣工！”

　　“故，先生不必有此想法，朕与先生既是君臣也是同道之师生，也就没有失望一说，只有学问之探讨与继承，只是朕虽敬先生，但朕更敬治国之正道！”

　　“所以，亦请先生理解，朕非辩驳先生，而是探讨治国之正道也！”

　　历史上，朱翊钧是不敢质疑张居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