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枫渡清江
王宗沐冷声问道。
陆树德未再说话,只仰面抿嘴。
但他已经默认了王宗沐的话是对的。
没多久,陆树德就被绞他的绳索拉紧了喉咙,而想说也说不出来了,最终被绞杀于市。
自准百姓于各驿站向皇帝密告的制度实施以后,许多官绅的罪恶的确被大量揭发出来。
光是需要被杀头充军的就不少,更别提许多只是伤风败俗的,总之金瓶梅等古典世情小说里写到的,和没写到的都有。
朱翊钧都不得不下旨从宽,让能充军的改为充军,不判死刑,能只是革除官爵的,就不判刑。
因为虽然大明需要整治官僚士绅,但也离不了官僚士绅,需要他们去维持地方稳定,去负责协调官府与庶民间的矛盾纠纷。
要是真的全部从严清算,许多地方就会完全成为胥吏和匪寇恶霸的天下。
这些势力比乡贤士绅在压榨百姓方面更加粗暴直接。
不像乡贤士绅里不少人还会在乎一下整个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而适当的赈一下灾或者号召乡民配合官府,或者手段文明一点。
所以,朱翊钧不得不宽仁一二,以登报编典申饬为主。
但这也还是让许多士大夫很是受不了,而纷纷给当场执政申时行等写信,希望他们能阻止这事,保全一下士林颜面,说照此下去,会动摇理学根基,让天下人更加觉得理学很不现实。
可申时行等执政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没错,密告制度推行后,也牵涉到了他们的亲友。
申时行的女婿李鸿就被举报在顺天府乡试中舞弊。
不过,这件事好在还不算证据确凿的事。
虽然申时行因此上疏请辞,但朱翊钧没有因此就同意罢其职,而只下旨以后,四品以上大员子弟在院试和乡试中皆另开一科,名为恩贤科。
以作恩惠贤士子弟之意,在原名额基础上再拨若干名额给恩贤科,相当于让这些权宦子弟与寒门子弟分开录,以免有强夺寒门子弟进阶资源的嫌疑。
但实际上,也相当于朝廷额外开恩给权宦子弟。
因为本来权宦子弟是要跟寒门子弟一起竞争每年固定的进士举人名额的,如今则因为单独有名额反而录取比例低了一些,乡试和会试中第希望更大了些。
这对于权宦子弟而言,自然是乐意的。
寒门子弟也很乐意,因为他们的名额也没少,且反而因为权宦子弟不和他们一起竞争,反而也让他们更容易中第。
总的来说。
朱翊钧这道旨意,对权贵寒门都有利,唯一的代价则是朝廷需要安排更多的进士,也需要养更多士子。
这样下去,如果国家不扩张,将会造成严重的冗官冗员现象,进而造成财政上的极大问题。
要知道,宋朝就已经推行过这种既照顾寒门读书人也照顾权宦子弟的制度,但也正因为这种制度造成其财政负担很大,在宋仁宗时代就出现严重的冗官冗员问题,进而使民多饥寒,而范仲淹等才不得不思以改革。
所以,朱翊钧这样做要想避免这一问题,就必须得扩张和提高生产力,即把蛋糕做大,让增加的进士恰好补充新增疆土后出现的官僚不足问题。
朱翊钧是决定要继续扩张和提高生产力的,故而他不怕这样做。
至于后世之君会不会宁肯裁汰冗员、精简机构,增加内税,也要停止扩张,减少杀戮,他就无法确定了。
但朱翊钧相信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话,毕竟中华是伪装成国家的文明,他的亡国不是文明灭绝,只是文明内部的更迭,可能大明还是难免会因为后面的朱家子孙不会当皇帝让自己的帝国速亡,但汉家文明一旦在某个新的疆域根植就很难再变成别的文明,也总会在一个强人出现的时候归于统一。
所以,朱翊钧也就不在乎后面的人怎么做。
他现在就是要把大明帝国当成一个文明来治理,就是要让文明去扩张,去淘汰落后文明,也提升自己文明的先进程度,或许将来彻底甩开其他文明,乃至与之不是一个维度。
闲言少叙。
执政公卿里,不仅仅是申时行因密告制度被告了状。
潘晟和徐学谟也被牵连到,而且是其子弟被证据确凿的查到了有不法事,再加上之前整顿锦衣卫时也查出来他们家人开店敛财甚至阻止锦衣卫和兵马司巡查,所以,他们在密告制度出现后不久就上疏辞官。
“该腾些位置给后面的人了,也免让家人被骄纵的更加不法,太平宰相不宜当太久,不然会磨了锐气!”
潘晟上疏辞官后,还直接吩咐家人准备搬出官邸,且对申时行、徐学谟等表达了自己坚决要辞的心思。
“是啊,我们虽为帝党,也该时不时的清理一下,以警同群。”
徐学谟也跟着说了一句。
申时行点头:“也好,眼下官绅人人自危,再不让新人进阶公卿,恐怨言更大,而使密告者更多也!”
于是。
潘晟、徐学谟皆被申时行票拟准予辞官。
朱翊钧也知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道理,自是同意了申时行的票拟,而让这两人致仕回乡。
接着,刑部尚书杨巍也为避士林衔恨太甚,而上疏辞官,且也得到了批准。
第432章 编典封侯
朱翊钧让张敬修整顿锦衣卫,且设密告制度后,官场的确因此出现了大换血,所以一下子除了多人被治罪外,还罢免了一位阁臣两位尚书。
不过,大换血的烈度,相较于以前倒是弱了不少。
主要是因为大明已经开始对外取利,内部倾轧程度也就开始减弱。
通过抄家来增加国帑的这种粗暴方式,也就没有大规模出现。
也是为了不影响士民担心取财后终究只会为朝廷所夺,而因此只醉心揽权,追求短时间的暴力敛财,和短时间内的奢靡享受,不做长远理财之计。
潘晟、徐学谟、杨巍这些都是以带散官爵位的方式归乡养老。
朱翊钧还特赐“尽忠为贤”金匾于三人,且特诏建牌坊旌表其功,算是以皇帝身份承认其功,称赞其德,使其家族荣誉得到保护。
而朱翊钧这样做,也是想让他们家族因为这份荣誉,不做短见之事,如纵容子弟挥霍,不睦乡邻,不积极搞社会事业,不替朝廷维持地方稳定。
剩下没有辞官的执政公卿,也因此松了一口气。
他们知道皇帝没有要刻薄寡恩的意思,也就一面感念皇恩未做归隐之想,也一面更加严格约束子弟,以求能在高位上多待一些时日,进而实现未完成之志。
当然。
申时行等执政公卿之所以没有强力反对密告制度,也不仅仅是因为皇帝没有要刻薄寡恩,而是他们和皇帝相处的近,也知道皇帝设密告制度的真正用意,是控制国内官僚士大夫对庶民的克削程度,同时为将来大规模开发外利以惠天下士民做准备。
而如今。
矿利方面已经开始要有惠及士民的迹象,他们作为执政官僚,自然已占据了分给天下士民的蛋糕中的主要部分,也就还能隐忍,愿意去约束子弟,为的就是等着外利兑现,好苦尽甘来。
虽然,密告制度让天下官绅人人自危,且不得不更加严格约束子弟,以保全家族名誉和自己仕途,但对于百姓而言,却是人人更加安宁,开始积极劳作挣钱。
汉人老百姓的自我修复能力素来很强。
只要官差胥吏和士绅豪强不要滋扰他们,他们在被掳掠后,是能够迅速恢复活力的,哪怕没了田地产业,也能开垦出新的良田,开办出新的作坊,让一个萧条的地方农业与手工业又发达起来。
李如松就在万历十三年暮春时,于班师回京途中,看见蓟州一带市镇,比他去年北上时更热闹了许多。
商贩如云,店铺鳞次,而耕作的百姓也多了许多,很难见到懒夫惰民,甚至许多百姓已开始在贫瘠陡峭的山地上耕作。
他便主动问一叫解百两的百姓:“老人家这是种的什么?”
这解百两说:“种的番薯!”
李如松不由得问道:“番薯推广已有多年,老人家为何现在才开始种。”
“以前种了是给乡绅官爷们种,现在种是给自己种,那能一样吗?”
解十两回道。
“为何这么说,难道说番薯现在才好种了吗?”
李如松问道。
解十两道:“一看您这位贵人就是不知道底下实情的,按照以前的情况,你培土裂石,好不容易开垦出一块新地,刚种上番薯,人家官差就来说,这地是哪位老爷相公的地,说早就在鱼鳞册上登了的,如果要种就得交租,不然就要解拿官衙关进班房等候处置!这样一来,谁敢开垦新地种番薯?”
“所以不是番薯不好,是人心太坏!”
“难道现在人心就好了?”
李如松问道。
解十两道:“反正是比以前好了不少!没乡绅官差敢来要新垦的地了,要是敢来要,就去驿站给皇上告状,他们也犯不着为了几亩价值有限的山地就得罪朝廷;所以,大家伙又敢来开垦山地种番薯了,我虽然已经七十了,但也不愿再闲着了,趁着还能动,也就多来开垦几亩,种些番薯,这样荒年就不用啃树皮了,还能做成番薯干去市面上换些钱花。”
“卖很甜的土豆干喽!”
“姑娘,要来碗烧土豆否?”
“土豆肉汤,现做现吃哦!”
万历十三年的初夏,天暖风和,蓟州一带也绿意葱葱。
而在这一带的百姓开始积极于开发贫瘠山地种番薯的同时,通过贫瘠山地收获的土豆则已经被小商贩们沿墟市街道叫卖。
李如松见此情景就将这些奏于了天子知道。
“可见,要想让农桑之事更加发达,天下更富,光靠发现高产作物与推广与鼓励百姓开发山地是不够的。”
“还得辅之以限制官绅扰民掠民的制度才可!”
“同时,朝廷也得秉持不取民利尽锱铢的原则来治国,否则再勤劳的百姓也会懒惰刁顽,也会白发现高产作物与白白兴修水利,也白建很多为百姓运输方便的新路!”
朱翊钧也从各地抚按官知道了同样的民情,且因此在侍御司对申时行等执政公卿说了起来。
“陛下说的是,而这样的制度是因先有新礼而后才有人愿意承认这样的制度,毕竟新礼才更重礼下庶民,更重护民之性命与财产。”
“故需要明确新礼的地位,在新的礼法上,编新的《大明会典》。”
申时行道。
朱翊钧点头:“是当如此,下旨编写新会典。”
“遵旨!”
于是,就这样,大明开始真的以新礼为纲,编写新典,相当于以此为宪,设立一系列真正惠民强国的新制度。
而在编写新会典时,李如松和梁元龙也相继凯旋班师回京。
朱翊钧也因而于视朝之日,在宣治门,下诏晋李如松为侯,世袭罔替,而使李家从此一门两侯,以记李如松漠北开疆之功。
同时,因战胜风寒活了下来且于夏季回来的梁元龙也被封奉直大夫、直接被晋为考功司员外郎,以示重用。
除此之外。
朱翊钧还特地在散朝后于平台召见了这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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