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讽刺味学了个六七分，以至于出现了诸如老虎说儒生臭不屑于吃、士大夫见到寡妇便不胜技痒之类的朝鲜本土讽刺短篇。
然后大顺的儒学思潮反思变革也传入了朝鲜，直接挑战了朱子学的正统地位。
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皇明通纪》关于李成桂的爹到底是谁的事件之后，朝鲜国这边不只是禁绝了《皇明通纪》这一本书，而是直接把大顺这边传过来的小说、小品、杂记、争论之类的，全都禁了。
借着这场蚊子狱，也展开了“文体反正”运动，刊行编纂《朱子选约》、《通鉴纲目讲义》、《明太祖六谕注解》等等书籍，以此为正。
相应的，朝鲜国的儒生出海、前往大顺，也受到了严格的控制。
私自前往，鬼知道会学到些什么东西。历史上正儿八经的使臣，绝对的朝鲜朝廷自己人，根正苗儒，就去了趟京城，回来直接转信天主教了……
对朱子学的反思，其实对大顺来说，尤其是藩属体系来说，某种程度上算不上个好事。
至少在儒家文化圈内，朱子学凭借着道德主义和半宗教化，是在这个“天下”范围内普遍适用的，是叫人失去自我的宗教学问。
而诸如叶适、陈亮那样的学问，会导致民族觉醒，甚至导致天下体系的瓦解。
甚至开始思索“我是谁”。
但大顺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李星湖等人，也切身感受到了朝鲜国出了问题，朱子理学和性理学这些东西，空谈扯淡，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
尤其是朝鲜国的底层百姓，受着本国封建贵族和大顺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真的已经快要到民不聊生的阶段了。
这种情况下，要是没有有识之士站出来，那才是怪了。加上朝鲜的党争激烈，一群读书人又没有做官机会，这更是加大了反思的速度。
小国不大，经济基础又不像大顺这么多样化——别说大顺这么大，西北东北东南的区别，单单一个苏南、苏北，基础完全都不同——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显然，向文化母国寻求答案啊。
在《皇明通纪》文字狱之前，李星湖已经看到了大顺这些年的各种书籍，并且发现自己琢磨的这一套东西，大顺这边早就有人琢磨过了。
那么，大顺到底什么样？
朝鲜面临的这些问题，尤其是旧时代的剧烈瓦解这样的问题，大顺有没有？
有的话，又是怎么挺过来的？
原本的历史上，伴随着《七克》等天主教书籍的传入，星湖学派的一部分人试图从基督教中寻找答案。
现在，大顺本身是禁教的，而且是严格禁教的——有些市井小说也禁，尤其是满篇都是嗯嗯、啊啊、乱戳之类词汇的那种，但这种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和手里拿着天主教书籍可绝对不是一个概念。
禁与禁，是不同的。
更关键的，是因为刘钰的出现，导致了大顺非常顺滑地完成了“西学”与“实学”的切割。
天主教传教士，不再垄断科学和数学学问，大顺因为刘钰的出现而做的这一次“实学”和“西学”的切割，十分完美。
但是，朝鲜国是没有做这个完美切割的。
或者说，其立国基础，以及必须执行的“事周”主义，是没办法做完美切割的。
最简单一点，天文学传入了朝鲜，直接导致了很多人知道，原来地球是圆的、原来地球不是世界的中心，甚至还有更广阔的宇宙的概念。
由天文学引起的对朱子学一整套伦理体系、纲常体系的瓦解，以及朝鲜国自身定位问题的思考，每一项都是灭顶之灾。
李星湖的弟子们，几乎是迅速分化成了两派。
其大弟子、星湖学派分裂成左右两派的关键人物安鼎福，历史上就说过【吾党小子，平日以才气自许者，多归新学。谓之其道在是，糜然而从之。然而党议横流之计……】
就是说，星湖学派的少壮派，全面反朱子理学，接受新学、实学。
安鼎福就警告权哲身，年轻人不要太气盛，你们这么搞，是要把整个学派都搞死的。
党争这么严重，到时候，政敌会说咱们整个星湖学派，都是异端。咱们就要在党争中，遭到政敌的打击，可能会遭受灭顶之灾啊。我不能这么袖手旁观。
权哲身等少壮派，则认为，不气盛那还是年轻人吗？跟你们一样，暮气沉沉，各种妥协，搞得东不像东、西不像西？
现在国家已经在毁灭的边缘了，再不锐气一点，就全完犊子了。
这也导致了历史上的星湖学派分裂，因为党争太烈，不想让整个学派受到影响，就必须做出切割，踢出少壮派，甚至帮助政敌搞清党。
实学派的党争政敌，甚至直接警告过安鼎福：权哲身是聪明人，而全国这样聪明人的十之七八，都已经被异端邪说所蛊惑，都开始搞实学，背弃朱子学，这是即将发生白莲、黄巾之乱的前兆啊！
这大帽子一扣，谁扛得住？聪明人都去当异端了，这是要干啥？
而在此时的历史中，伴随着《皇明通纪》文字狱事件，以及引发的“文体反正”运动，使得星湖学派早早做出了抉择。
李瀷自己在研读了大顺这边流传过来的书籍后，也做出了清醒的判断。
大顺能搞实学的本质，是开国之初，鉴于前朝教训，以勋贵和良家子来平衡科举文官，搞出来了一套武德宫内的实学体系，包括几何学、天文学等等，这都是有基础的。
大顺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党争，因为不过都是皇帝的棋子。
实学不是儒家自己搞的，所以也就不存在学派党争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大顺的实质，是皇权和士大夫文官之间的角力。
这不是党争。
但朝鲜国是不同的，朝鲜国不能像大顺一样搞出来一个依附皇权的军事集团，所以只能以党争的形式出现。
那么，朝鲜能全面学大顺吗？
废话，当然不行。
大顺周边全都是潜在敌人，罗刹、准噶尔、缅甸、雪山、西域、日本、南洋，自然可以保持一支有意义的军官团，作为皇权的统治基础。
然而朝鲜弄出一个专业的军事勋贵集团，是想干啥？是准备跨过鸭绿江啊，还是准备收复釜山港？
自卫？千秋僭越一朝称臣之后，周边有啥威胁？西洋人的军舰，连马六甲都过不了，你搞军事勋贵，不是准备“帝出乎震”吧？
真搞这种军事贵族的制衡和加强王权，宗主国就会第一时间支持士大夫，换个人上去当朝鲜王。
那么，完全文官体系的朝鲜就陷入了一个怪圈。
不搞实学，朝鲜肯定要完，全面的农民起义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搞实学，必然党争。
党争，激进派必然被毁灭。
所以，星湖学派必须自己搞清党，把学派中的激进派，全都扔出去。
但，不管是李瀷还是安鼎福都明白，激进派才是最后的希望。
所以，李瀷提出，让激进派的弟子，去大顺看看，去哪里寻找儒学的答案。
去看看真正的大顺，是怎么解决这一切问题的；去学习那些真正的实学学问；去利用大顺那边现成的儒学改革派学问，寻找自身的救国之路。
学派内的温和派、和稀泥派，坚守本土，以党争对党争，不要让旧党赶尽杀绝，保持朝堂上的力量。
而激进的少壮派，走出去，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因为下一场党争即将到来，这几乎是朝中的共识了。
又因为《皇明通纪》文字狱事件，导致了朝鲜王朝对于走到外面去看看这件事，极端警惕，走正常路线是不可能的。
所以，权哲身等星湖学派的少壮派，只能通过偷渡的方式——一般来说，是在仁川、釜山等地的大顺商馆的伙计，若有病死，则顶替身份，乘坐货船前往大顺。
这是有专门产业链的。
一些干这一行的大顺蛇头，直接花钱买命，故意弄死一些人，空出来身份卖钱，也算是大顺特色的死魂灵了。
花得起钱润大顺的，最起码都得是士大夫，钱还是出得起的，有买卖就有杀害。底层也不是没有跑的，但都是做奴隶，去种植园，或者自发过江去东北种大米种黄豆。
至于为什么这么顺滑地思变，因为大顺是文化母国。
文化母国的自发变革，作为藩属，自然毫无滞涩地一部分有识之士会选择去学习。这和西洋入侵还不一样，至少对朝鲜国来说，很不一样。
权哲身就这样，乘坐了黑船，然后出了事，以自己顶替的姓赵的身份，来到了这艘客船上。
他的第一个目标，不是去看看已经变革的松江府。
而是去往淮南。
因为大顺的实学派、泰州学派的残余、颜李学派的南传弟子等，在盐政改革中，合力买了淮南好大一块地。
希望依靠乡约、学校、道德、伦理、分斋教育、教化、爱，去尝试一条和刘钰改革截然不同的复古三代的道路。
对李瀷而言，那才是自己人，才是最值得去看看的地方。
第794章 工业革命（十一）
但既然是搞实学的，终究还是落在把“教而后富”变为“富而后教”。
在权哲身等星湖学派的少壮派偷渡中土来寻找救亡图存的答案时，李瀷也告诉过他们。
如果能够找到“道器合一”的办法，当然最好。
如果找不到，那么也要学器，大不了道统一事，以待后来人嘛。
朝鲜国对这些儒生偷渡管的比较严，大顺这边其实管的非常松，甚至其实非常欢迎朝鲜国来学一些种水稻的知识。
刘钰也表示过，可以允许朝鲜国派遣留学生，来农学学习，改进种植技术，为江苏的近代化提供更多的稻米。
至于别的技术，刘钰的态度也是无所谓，因为学了也没什么卵用。
是以客船抵达上海的时候，下船检查非常的宽松，最多也就是走走形式。
权哲身来到松江府的时候，并不是大顺对外贸易最繁忙的时候。
去往欧洲的船，正月才走；欧洲那边来的船，要到过了端午才能到。
不过码头上也丝毫不冷清，熙熙攘攘的人群，行色匆匆。
然而很快，他就感觉到自己好像被冒犯了。
才走了几步，就有人冲他喊道：“兄弟，住宿吗？要不要快活一下，解解乏？新来的高丽解语花……”
权哲身皱了皱眉，回道：“高丽乃旧名，前朝太祖皇帝赐名朝鲜，安可再以高丽为名？此正逆交替之大事，岂可错置？”
拉客的人一怔，自己在这边干了五六年了，还真是第一次听有人纠结这个问题，心说这他妈什么玩意儿？嘀嘀咕咕地骂了两句，便不再搭理权哲身。
权哲身看了一眼远处被烟雾笼罩的城市上空，询问了一下，得知去南通天生港的正规客船要后日才发。
便先找了一处客栈住下。
他是两班贵族出身，自小学的是汉学，而且也在仁川学过胶辽地区的官话。手里拿着的钱，也是在江苏省通用的代银纸币。
有钱，且认字，且会说汉语，那么在这种地方，衣食住行便都没有任何问题。甚至哪怕不会说话，只要有钱，也一样可以。
住的地方靠近码头不远，很是繁华，夜里也不曾有什么宵禁。
住的地方是一幢楼房，砖木结构的。安的是玻璃窗，他在朝鲜国自然也见过玻璃窗，前几年朝鲜王室一次性就用稻米换了四千余块玻璃，本来这玩意儿是作为奢侈品被禁的，但在禁奢令被取消后，大家都不遵守，那也就毫无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