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所避的，不是朝廷的那点正税，避开的主要还是基层的层层加码。
这种情况下，刘钰当初就说过的、那些商贾阶层也认识到的“土地售价降低”的情况，也就随之出现。
小农阶层是被盘剥的重点，土地越多，越轻松。
就算不避税，只要能避开基层的加码，就毫无压力。
而现在，伴随着人头税摊入土地税，这种情况更加的严峻。
皇帝坐在金銮殿里，觉得自己行的是仁政啊，三十税一，这还不仁政？
实际上，基层的情况，并不那么简单。
这是全国的普遍性情况。
普遍性之外，还有松江的特殊性。
伴随着对日贸易开启、伴随着西洋贸易提振、伴随着中瑞联合贸易公司开始扩大走私业务，以及种种股份制公司的出现，使得松江出现了一股投资风潮。
之前在松江府尹那和刘钰交谈的，是比较正统的乡绅，属于是天朝的OLD MONEY阶层。
不投资、不工商，而是老派地放贷、收租、科举、传家。
他们和松江佃农的特殊性，关系不大。
有关系的，是一些看到投资有利润后，将资金投入到股份制公司之中赚取年息的乡绅，或者是一些大中型地主。
他们急需钱。
但是，贸易的不稳定性、天朝一直以来的囤地传统，又使得他们不想要售卖土地换取急需的钱。
借贷，利息太高。
贷款，没有银行。
卖地，那是败家子。
这种情况下，也就出现了一种很特殊的租佃形式。
押租制。
比如说，这块地，如果卖的话，正常卖10两银子。
但是，地主不想卖，大顺卖地是败家子这是一种普遍心态。但又急需现金来投资。尤其是诸如对日贸易公司增股的时候，明显赚钱的买卖，肯定要投钱的。
那么，这时候有农民站出来，说我租你的土地。我给你6两银子押给你，你把地租给我种，每年我象征性地给你点地租。什么时候你想把土地要回去了，你就把这6两银子给我，我就把土地退给你。
这有点类似于典当。
只不过，典当的，是土地的使用权。
为什么不直接花10两银子买呢？
一来，能花6两无限期的租，每年只给一些象征性的地租，为什么要花10两？
二则，地主自己也不想卖地。卖地容易买地难，土地也是留给子孙最好的基业。将来万一买卖失败，收回土地即可。
三则，土地在谁手里，谁就要承担税赋。大地主有关系，可以只交国税，避开那些摊派。而买地的人，只想要地的使用权，不想要地的所有权，因为有了所有权，就意味着要纳税，承担徭役等等。
四则，地主急需钱，又不想卖地。折中一下，怎么可能按照原价去“押租”？
如此一来，也就形成了松江府佃农的一些特殊性。
询问之后，可知眼前这家佃农，原本就是自耕农。
家里有四亩地。
将四亩地卖了，换成现金。
然后，在大地主急需现金的时候，拿着卖掉四亩地的现金作押，租十亩地，每年只需要缴纳一石租子。
比起正常的、普遍性的租佃，这租子其实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刘钰见过最离谱的，是收粮时候，百斤一算，六十五归田主、三十五归佃户。这十亩地才收一石的租子，真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这等于是什么？
等于是四亩变十亩。
还省下了之前四亩地要承担的国税和杂税。
他是佃户吗？
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土地这个生产资料。
但是，他穷吗？
不富，但相对于大顺的普遍性的佃户来说，肯定不算穷。
这种租佃，对双方都有利。
首先，松江府因为大量的南洋米、东洋麦，使得传统的收租子的收益下降。
其次，投资需要现金。
再次，拿着土地抵押去借债；和将土地的使用权租出去，收取将近一半的土地售价的现金，这两者完全不同。
前者，那土地抵押出去借债，主动权在债权人手里。而且，松江府工商业的投资，也没有密西西比泡沫或者南海泡沫那样“诱人”的回报率，借高利贷去投资，那投资回报率得多少才能值得借高利贷投资？尤其是大顺高利贷利息如此高的情况下，谁不到万不得已，敢去借贷？
后者，土地的所有权，仍旧是地主的。当地主投资失败，或者又想继续收租子的时候，将押金推给佃户，土地仍旧是自己的。
而且，松江府这边，是保护这种租佃模式的，是走官方印花契约税的。大部分情况，双方也不会闲着没事干违约：地主收回去干啥？佃户退了干啥？
绕了一圈，其实谁受损了？
仔细想想，似乎也没有人受损。
国税不高，按照正常国税缴纳的话，大明也好，大顺也罢，小农破产并不容易。
税高的，还是地方的摊派，以及各种理由加派的钱。而大的地主是可以规避这些额外税费的。
既是要做社会调查，不管是真正的佃农，还是这种实际上是中农的假佃农，都需要询问询问。
刘钰心道这松江府尹，亦算是能吏了。
不管是考虑到基层民情的慈幼院佃农抱养政策，还是对两种不同租佃模式的了解，都足见此人既知道变通，也确实对民间有些了解。
考虑到这户佃农的家庭状况，刘钰也没有哪壶不开提哪壶地询问他们关于“进口粮食”的看法。
这都不用问，显而易见的事。
粮价降低，这些名为佃户、实则属于承包土地的中农，他们肯定是不满的。对他们来说，主要的收入，还是种粮食、卖粮食。
而且由于他们一不需要缴税，二来押租制下，他们给田主的租子不多，所以他们最有可能赶上某年粮价飞涨而达成阶级跨越的阶层。
刘钰估摸着，若是问一句，只怕肯定是诸多不满。
明显不满的问题没问，刘钰反问了一下这里妇女纺织的情况。按照以往的习惯，摸出了一些冰糖分给家里的小孩，又差人去准备些餐饭，如此平易近人的做作下，这家主人的胆子也渐渐大了起来。
说到女人纺织的事，这家主人便道：“城里的商人提供棉花，这边村子的女人便拿着城里商人提供的棉花纺纱线。月初领多少棉，纺出多少，商人收购多少。价格也是商人那边定。”
“赶着农忙时候，白天做农事。晚上，村子里的女人便聚在一起。”
“譬如今日张家、明日李家。每家晚上点一次油灯，每日轮换，谁也不吃亏。”
“若是手艺好的，亦可织布去卖。只是拙妇手笨，只好做些纺纱线的活。待过些日子，我再租佃些地。若粮食够吃，便种些棉花。”
“如今粮价又低，棉价却高。想来再过些年，自己种棉、自己纺织，再去售卖，或能多得一些钱钞。到时候也好给孩子们多置办些土地。”
“只恐过些年，这土地或种棉、或种桑，价格又上来了。便是押租，也要多花不少钱呢。”
第485章 新旧利益的冲突（六）
捕鲸业，以及煤油的起步发展，都和纺织业的需求有很大的关系。
工厂固然是希望一天劳作14个小时的。
而即便松江府这种分包制下，农村妇女在农忙时候白天也是要干活的。晚上纺纱线，就需要灯光。
一家人点灯肯定贵，灯油也是一个不小的开销，所以就出现了这种今天张家、明天李家的情况。
每家点一次灯，每日轮换。
这大抵才是此时真实的中农级别的生活，一些小说里的吝啬鬼死前还是伸出两根手指为了节省灯油蜡烛，因为这玩意儿也确实贵。
寻常人家，手里捧着窝窝头、菜里没有一滴油，这都算是好生活了。
就像是此时农村的厨房里，普遍会有一枚铜钱。
这铜钱上面，会绑一根木棍。若是来客人了，熬汤的时候，会用这枚铜钱探入香油瓶里。谁都知道，孔方兄中间是空的、露的。也正因空心，才用这玩意勾香油，保证每次就加一点点。并且此时大顺农村普遍有一个“善意的伪生活常识”，那就是：香油加多了，一点不香，越少越香。
吃油尚且如此，又怎么舍得点灯呢？
饶是这家人的佃农身份是假的，实际上是个中农化的佃农，可也是舍不得晚上点灯的。
然而即便如此，也比刘钰在文登州那里见到的北方农村的佃户生活上要强得多。
听着这农户说起将来要种棉花，又担心将来种棉种桑获利太多以至于地主把低价抬高，刘钰心道此事多半也有可能，你的担心不无道理。
不过这也让刘钰想到了一件事，那便是大顺这边的特殊情况，小地主或许可以自主经营，但大地主是不太可能自主经营的。
这么搞，也不是不行。大量的有技术的中农，成为押租包地的主力。排挤真正的下农、贫农、佃农破产，或是去做工，或是顶着50%的死亡率下南洋。
而这，又和他之前设想的一些计划相悖。
本来，他想着欧洲的贷款利息那么低，大顺民间的借贷利息这么高，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利息差，搞一些助农贷款。
王安石的青苗法，全面推广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小农的偿还能力是最低的。但刘钰觉得或许可以在一些经济略微发达的地区尝试一下，以欧洲的低息贷款，只要能保证15%的利息，给欧洲的金融资本10%的回报率，两边都能接受。
他对王荆公还是颇含敬意的，虽然知道他搞得那一套实践起来确实难，而且连后世银行都知道贷款最好不贷给小农这种无偿付能力的。但有时候想想，看看小农的苦难生活，终究还是想要尝试做点什么的。
然而只怕搞出来后，钱不是去了土地，而是流向了利润率更高的地方。使得押租制需要的押金急速上升。
这即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若是搞赎买、垦荒、均田、永佃，甚至搞类似于俄国那边的农奴解放，这种面向农村的助农的银行，应该都是可行的。
但若是搞押租、典押、土地出让经营权，这好像就没用：拿到经营权的假佃农，不会盲目去贷款，也基本不需要；而没钱押租的真佃户贫农，只怕也根本还不起贷款，哪怕给15%的利息这么低，怕也难。
刘钰自己心里也清楚，搞什么三十年赎买之类的制度，也就是过过嘴瘾。
如果上层制度不能动的话，那么这种银行就毫无意义。真要搞三十年赎买，搞青苗法用处是很大的。
大顺延续前朝末年的“永佃”呼声，想要实行，只能依靠政府官僚的力量强制推广。
但政府官僚又都是反对永佃的，因为他们是收地租的阶层。
如此一来，似乎松江府出现的这种押租制，不需要政府强制，而是地主主动的选择，似乎可行性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