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百十年前葡萄牙人就攻打过平户，刘钰之前去江户诋毁西洋诸国灭国绝族的书，近十年间也已流传开来。至少刘钰之前的名声不错，又送甘薯解饥荒又送铸币改革方案提米价的，德川吉宗混了个米公方的称号，刘钰也得了个“甘薯救荒君”的名头。他的书，还是有不少人看过的。
后世伊藤博文用河豚之喻，不过是战胜后自负得意的意境，搞出了一堆看似情调的美滋滋。
如今刘钰是河豚之喻，则是推销他的天朝存在才使得日本免遭南蛮入侵论。
一个说毒，一个说胀，各取所喻。
松平辉贞此时是真的郁闷了，本想着按照以往的常例，换约之前大家吃顿饭，招待一下。
结果从天妇罗到河豚，全都被刘钰借题发挥了一番，众人案几前的菜，就几乎没什么可吃的了。
现在刘钰把日本比作了河豚，谁还敢吃？谁还好意思吃？
日本这边人都停下了筷子，不敢把自己的“国之所喻”吃掉。
大顺这边的人想着明天就换约了，也不想节外生枝，差不多得了，这时候提筷子吃河豚，那就有些打人打脸不给面儿了。
外事招待的宴会，吃到所有人无菜可吃的地步，松平辉贞也是深感不好意思，心里也不好埋怨刘钰。
终究今天这事，不是刘钰非要借题发挥，是自己这边有人先借大潮念辛弃疾的词。
这回可倒好，念词的被怼了一顿不说，今天这番话定是要被人记下广为流传的。
一边吩咐着叫人再准备一些菜肴，为了防止刘钰找茬，特意吩咐准备些寺庙的素菜就好。
松平辉贞也只能站出来打圆场道：“刘君河豚之喻，或有道理。只是携兵锋之威，这话就算有道理，那也变得不那么有道理了。有毒也好、膨大也罢，终究不是刘君戳破的吗？”
刘钰也没有继续再争执，话点一点就好，不用说的太透，今天在场的人自有会把这些东西整理之后，发挥一下写成文章论证对错的。
想着今天的事，份儿也拔了、面也取了，实无必要再羞辱一番，遂笑道：“此所以讳疾忌医之典故，两千年不衰。人们不恨疾病，却恨说出有病的医生。罢罢罢，此事便是三千年，亦还是如此。”
“如今被我一说，这案几上的菜都不能吃了，松平君既为主人，当叫人添酒回灯重开宴才是。我便喧宾夺主一下，来人，撤去这些菜品！”
通译赶忙翻译了一下，松平辉贞本也不想今日再闹出什么意外，敬了一下刘钰。
大顺这边的人也知道台阶已经给了，日本这边今天气势完全被鹰娑伯压住，不会再没事找事了，便有人提议联诗、赏潮。
然而日本这边终究还是有人出来说话，一个年近六十多岁的儒生起身道：“联诗、联诗，何用也？”
“夫唐之太白、子美，皆终于诗人；明之于鳞、元美，好弄文辞，至死不倦。然俱无功业之足称于世，岂不可悯哉？”
“余常为此愤懑，好古君子何不自省？刘君既言日本有疾，却无人在意，是何道理？”
“大国治政，自有手段。若常平仓、平粜法，可解米贱伤农之困；若至百官、明司职，亦为治国之首务；效大国设方伯、太仆、宗正之官，去管诸藩、宗室、内府事务；一货币、统金银，绝关东关西各用金银之弊政……”
“哪一个不是于国有利的经济实务？”
“汉文贾生，不问苍生问鬼神。你们却不问治政联诗词。当真道不同，不相与谋！”
这老头儿喷完之后，松平辉贞斥责叫他噤声，刘钰见这人说话大为不同，奇道：“此何人也？”
“见笑了。此人姓太宰，名纯，自德夫，号春台。虽行事癫狂，却有才能。本国大儒荻生徂徕，亦称道其才。”
刘钰还没什么感觉，倒是大顺这边的几个官员惊道：“莫不是作《朱氏传诗膏肓》之太宰春台？昔者孔子作《春秋》，君子以为拨乱反诸正。先生作此文，似亦有拨朱熹胡乱解诗之意。昔日鹰娑伯自长崎带回先生所作之书，粗读之后，竟与某所作之书，不谋而合，不想今日竟能相见！”
却也有大顺这边的人拊掌笑道：“原来是效王荆公托古改制而作《产语》的太宰春台。昔日鹰娑伯从长崎带回此书，序言说此书乃先秦东渡之古本。文辞惊艳，确有先秦古风，然若说这是先秦古籍，我是不信的。开篇《经济录》，实效王荆公托古改制之言。此非儒学真义，我看乃农家、法家之学。托古改制，断不可取。”
“王荆公解《周礼》行申商之政，春台兄倒是更进一步，自己写本书，说是先秦古籍。只怕过些日子会有人考证出夫子所传‘六经’皆为夫子欲改制而自撰的……”
一片或是恭维、或是质疑、或是称赞、或是嘲笑的声音中，刘钰和松平辉贞对视一眼，心道这世界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圈子，以国为圈，自己是一边的；若以文为圈，自己和自己属下不是一个圈的，竟是圈外人……
第179章 时代局限内的强者
托古改制、借古讽今、伪造先秦古籍等等情况，大顺这边科举出身的官员可谓是身经百战、见的多了。
尤其是大顺这边朱子学破、而功利学还没立起、还未出现新的半圣的大背景下，托古言志、伪造先秦古籍的情况也是层出不穷。
当年刘钰从长崎带回一些日本的汉学书时，《七经孟子考文》引发了一场小轰动，而太宰春台伪造的古书《产语·经济录》，也因着伪造水平极高、颇有先秦文华，被大顺的文人观摩了一阵。
但他们观摩之后四处考证，最后得出个结论：里面的很有用词，不小心用了《史记》里的词句，作假没太到位，这本书即便不是完全伪造的，至少也不早于汉代，根本不是先秦古籍。
松平辉贞说他是狂士，也着实不冤枉他。三十多年前著名的赤穗事件，导致了古学派的崛起，证明了诞生在大一统背景下的朱子学，在分封制的日本水土不服。太宰春台则是在这场事件的大辩论中，着实爆出了一些惊人之语。
简单来说，就是幕府要迎接天皇，选了赤穗藩的藩主浅野长矩接待。浅野长矩是个土鳖藩主，根本不懂那些繁琐的礼仪，就找懂礼仪的吉良义央帮忙。
也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怎么滴，总之礼仪不到位，很丢人。浅野长矩就觉得吉良义央故意整他、让他丢人，就拔刀砍了吉良义央。
幕府这边有《吵架斗殴处分条例》，就是武士争吵，只要两个人都动刀了，那就各打五十大板按照斗殴处置，都要撸掉封地。
二十年前幕府大老堀田正俊被刺杀，知道是将军派的人要搞死他们这些实权派、找儒生侧用人掌权，在被刺杀后，撑到了别人到来，第一件事就是拿出自己的刀喊：你们作证啊，我没拔刀，我这不是打架斗殴。然后才死。
吉良义央也学堀田正俊，被砍了一刀也不还手。这就不适用《吵架斗殴处分条例》，加上这是招待天皇，算是“御前失仪”，幕府就勒令浅野长矩自杀，安抚了吉良义央。
自杀之后，大罪撤藩。赤穗藩穷的一逼，早就在藩内发纸币代替金银了，武士们是封建人身依附制的，家主没了，就等于失业。为了争取宽大处理，开城交出了领地，换来了幕府用金银以1:0.6的高价，兑换了赤穗藩武士的藩札纸币。
但人身依附关系的武士没了活路，从食禄阶层变成了打工阶层，心里越想越气，于是一年后47个家臣合谋，刺杀了吉良义央。
就这么点事，但直接引爆了古学派和朱子学的巨大争端。
朱子学是大一统之下背景下产生的，和幕藩多级体制水土不服。
当时朱子学大师林凤刚、室鸠巢就说：昔孤竹二子不听武王之伐讨而身拒兵于马前，今赤穗诸子不听朝廷之赦义央，而众报仇于都下。二子则求仁得仁，诸士则舍生取义。虽事之大小不同，然其所以重君臣之义则一也。
用赤穗四十七武士的行为，类比于孤竹国的二子，就是伯夷叔齐。不过取的典故不是饿死，而是取伯夷叔齐持剑挡住八百诸侯的另一个典故。
故而认为报仇的那些人，是义士。
大一统背景之下的君，只能有一个君。
可封建制下，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我家臣的家臣不是我的家臣，“君”这个概念就多了去了，用大一统“一君”的朱子学，来解释“封建多君”的日本，这就很矛盾。
礼大于法？还是法大于礼？
君臣之礼，在封建制下，朝廷和藩主的命令相悖，藩下武士是听藩主的？还是听朝廷的？
古学派的荻生徂徕则认为，浅野长矩无能，当时没砍死吉良义央，而且完全没理由地砍人。这本身就是不义的。
他们的家臣，求为主君报仇的小义，实际上就是主君大不义的延续。以小义而谋大不义，不能称之为义士。
荻生徂徕说自己是古儒一派，但就这件事上来看，分明是法家刑名之学那一套的东西居多。
但不管怎么说，朱子学和古学派的这两种意见，算是主流。
而太宰春台，则是把他们贬斥的一文不值。
他认为，这47个武士，从其作为来看，根本也不是为了义。
而是因为撤藩之后，衣食无着，从食禄生活变成去打工，心里压抑着诸多不满，这本身是个经济问题。
明明是求利，非要说求义。
真正的义是怎么样？
你们要真认为处置不公的是幕府，又不是吉良义央，你们只敢找软柿子捏。
当初就不该开赤穗城的城门，幕府来接手，就是不给，直接开战，死战到底，与城共存亡。这才是义。这才是春秋之义，你看吴起死前之计，墨家为阳城君守城是怎么做的？那才叫义，君主之令叫开城门，那也不好使。
或者直接起兵，三百家臣突袭江户，当街格杀吉良义央，然后再自杀，可谓求仁得仁，亦可谓之义也。
结果呢，你们当初开门献城那么顺从，之后生活穷困，生出不满，心里憋气，又去刺杀。
杀完之后，又不跑，也不自杀，等着幕府来抓。
不就是觉得你们拿住了舆论道德的制高点，事发后各种求关注，觉得幕府能宽恕你们，这样既泄了愤、又博了名吗？
这完全就是假借大义、求利而言义、心存侥幸、追名逐利，这也好意思叫义士？
而且这完全就是受了山鹿素行的“伪儒学”的影响，里面权谋、算计太多。当初幕府也是穷，要是多给那些家臣万把两银子，也就没这事了。
当初一开始只是想请求“复藩”、“平反”，到处托关系找人，但手里不宽裕，这事儿最后没办成，才有很多原本的家臣萌生了刺杀之念。
在太宰春台看来，领头的大石内蔵助，做事太做作，也“不是个爽利人，算不得好汉”。
决定刺杀之前，和浅野长矩的遗孀告别的时候，弄得跟唱戏似的，表演性质太浓。
先是说“我要去别处做官啦，请夫人不要担心”，气的浅野长矩的遗孀直接骂他滚，因为瑶泉院把自己的嫁妆都拿了出来，给家臣们发俸禄，花的都已经差不多了，这时候大石内藏助说要跑别处当官去了，换谁也得直接骂滚。
然后大石内藏助又跪在院子里，送上绝笔，说此计尔，不想被别人知道……太宰春台认为，这绝逼是琢磨着日后出名，人们探寻背后故事的时候，觉得更有艺术感，适合搬到戏台上。
且看看聂政刺杀的时候，可没和他姐姐搞这么一出，也没怕杀人之后姐姐认不出来以至于埋没了名声。大石内藏助办事磨磨唧唧，不是个爽利人。
总之太宰春台的核心思想就是一句话：敢干吉良不敢干幕府，欺软怕硬，怂；干完之后不赶紧死，大造舆论，等着盼着幕府宽恕，伪；办事磨磨唧唧，表演性质太浓，是求名；一开始不想复仇，撤藩之后活得不如意又琢磨复仇，是求利。
这完全就和“义”字沾不上边，完全符合孟子所言的“非义之义”的定义。
评价完赤穗事件后，太宰春台借题发挥，提出了几条想法。
其一，这件事的本质是经济问题，幕府如果不解决各藩武士的人身依附问题、不解决藩主被撤之后武士的出路问题，这种类似的事情以后还会有的。
其二，老师荻生徂徕打着古儒的旗号，实际上搞得却不是儒家的义，又是大义、又是小义的，这是打着儒家的旗号，搞法、墨等学问，假儒！
其三，儒家士道和武士道，必须要警惕基督教的影响。之前太多的传教士在日本殉教，前仆后继，一个又一个面不改色的去死、一个又一个地忍受十字架之苦和火刑而不叫一声痛。使得许多人内心觉得很值得敬佩，然后就觉得“殉教而死”是很美、很值得称道的事。但所谓“上智下愚”，日后俗人只会看到“死”，却不到“殉”字，日后说不得儒家士道和武士道，就得朝着“为死而死”、“死就是美”、“不死就不美”的路子上去了，根本不去考虑“义”了，将来“为死而死”的风气，必成大患。
其四，幕府一边鼓励朱子学，一边不顾日本封建制的现实；既想强调朱子学之礼教，又不想要朱子学之忠君。当真可笑。
其五，儒学这么高深的大义，有几个人能学明白？只要广办寺子屋，学一学儒学最基本的东西，比如孝顺、忠信等等这些基本道德就够了。再高深的，和大众讲，那就是对牛弹琴了。因材施教，能明白大义的，就继续深造学更高深的儒学，通晓大义。至于普通人，学完了孝顺、忠信这些基本道德后，不如学点手艺、学点技术得了，再往下学儒家大义也是白学。
赤穗这群人就是因为学儒学大义学不明白，又没有啥手艺和技术，失业了养活不了自己，才铤而走险，用他们自以为是的“义”，搞出这么个事来。
别说幕府还发了笔遣散费，要有做买卖、当手艺人、甚至当农民的本事，至于混的这么惨，活不下去了，最后一群人越想越气，走这条路吗？
这几条想法一出，整个日本儒界哗然。
山鹿素行的弟子们，赶紧出书阐明士道的真义，里面绝对没有权谋、算计。
林凤冈、室鸠巢等朱子学儒生，赶紧驳斥古学派的思维，简直是贻笑大方，不知礼法礼法，礼在法前。
古学派的荻生徂徕，也被气的头疼，可又惜爱其才，只好道“鸡肋、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终究也没把他逐出师门。
赤穗事件之外，太宰春台也怼过幕府。
说幕府赶紧自称国王得了，夫子言，名不正则言不顺，对朝鲜交流的时候，弄得别别扭扭的。当真是“称王无胆、还政无量”。
又说室町幕府、镰仓幕府、德川幕府，根本就是三个朝代。中华都能改朝换代，也不影响正统，日本改朝换代怕个啥吗？
当然，他和老师最大的分歧，还是在经济问题上的看法。
荻生徂徕打着复古儒学的旗号，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
【立上下差别，不是为了确定上人高贵而下人卑贱的。只是因为天地间的产出是有限的。好的东西少、坏的东西多。这就需要人为分出高低贵贱，用礼法来约束，什么等级的人用什么东西。这只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因为社会生产有限。】
【这个东西可以是钱，也可以是礼法。用钱和礼法来约束，用礼法和钱来约束分成等级，就分配上其实并无太大区别。只是，用钱作为衡量，会使得人道德败坏；而用礼法，则可以保持社会的稳定。】
【既然社会生产有限，大家都想要好的、不想要坏的。而用钱来衡量，道德败坏，自然还是用礼法更好。】
这个观点暂不论对还是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