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太子既然提《管子》、提《盐铁》、提《平准》，那刘钰也就不得不和太子说清楚，刻舟求剑、知形知意的问题。
《管子》是以齐国为模板的，齐国有鱼盐之利。
现实的大顺，本身就有茶、丝、锌、瓷、棉布、香料之利了。但大多数人，把鱼盐，换成瓷茶，就看不懂了。朝中不少人，只会算3乘以5，一旦变成5乘以3，他们就懵了。
真要是能读明白管子，读明白盐铁论，知其意而不是拘于形，肯定还是有效果的。
至于说什么师夷长技……说实在的，就现在的欧洲君主制国家，能师的压根没有。
别的不说，要是大顺有个伦敦东印度公司那样的买办集团，刘钰能一天骂八十遍。
或者说，就英国那50%的财政总收入，要支付国债利息的财政体系？就算没有大顺出手掺和，最终也是把北美直接丢了？
还是学法国，搞贵族特权，教会在财政问题上偷税、逃税，诡寄，把税都压在自耕农小地主身上？这……这个倒是其实也压根儿不用学，大顺这群人比法国还擅长呢。
至于英国的航海条例的均输专营手段，形不同，而意同。
高额的茶税糖税棉布税等进口关税？大顺想学，奈何实力不允许啊，大顺的白银，能买啥？是真花不出去。
别说免关税了，现在就是买办当道，给英国棉布随意进口，还跪着给奖励30%补贴，就算舔到这种程度，这要是能在大顺卖出去，那都要把小学数学书全都烧了——大顺的棉布顶着72%的关税一样可以卖到英国，反推一下英国布在大顺卖出去得补贴多少？
而至于粮食、棉花等问题，大顺的松苏地区，早就到了要免原材料进口税、甚至也早已经闹完了“谷贱伤农的《谷物法》”问题了。
所以事已至此，大顺没啥可学的了。
而中国，就不得不自己尝试着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并且在未来的“国际法”、“近代社会的普遍共识”的塑造中，留下属于自己的话语。
大顺已经错过了一个时代，所以航海术语只能是北偏东、南偏西，而不能是东北、西南这种更符合这边的用法。
但现在，最起码一点，本初子午线在哪，总要争一争吧？红十字会这样的救死扶伤组织叫啥名、用啥旗，得争一争吧？国际法的创立，新世界秩序与格局的体系，也得争一争吧？
这都是最起码的东西。
也注定，会和历史上的近现代的很多东西，完全不同了。
故而刘钰再一次提醒了太子，师夷长技，可以。但你得明白，其中的缘由、深层次原因，到底是啥。
抱着个圈地运动，就担心中原出现圈地运动，刘钰就必须得给太子讲清楚，圈地运动和土地兼并的区别。
以及大顺有了辽东、南洋、印度这三个原材料产地之后，中原核心区的圈地运动已经根本不可能出现了。
以及蒙古、东北的棉布市场被松苏棉布提前占据之后，就算修了铁路，历史上铁路修好之后，河北地区，尤其是保定、高阳的棉纺织业发展，也绝不可能出现了。
高阳棉纺织业的发展，和闯关东、走西口、垦蒙，关系巨大。但与现在，他起步晚了，松苏集团已经占据了市场。
河北地区的棉花种植产业发展，和印度是英国殖民地有直接关系，导致棉花价格一升再升，拿不到印度的棉花，但是大量的廉价倾销的棉纱促进了织布业的发展。
显然，这一切，都改变了。
以及伴随着东北大豆种植业的发展，和与沿海华东地区的深度绑定。就算修了铁路，历史上的河南地区的油料作物发展，也不可能出现了。
因为原本历史上河南的油料作物发展，源于欧洲对油料的需求，包括头油，以及战争工业所需要的油脂。而且那时候东北的大豆产业还没有全面发展起来。
但现在，显然也不同了。
唯一可能产生巨大影响的，也就是江汉平原的纺织业，可以快速发展起来。因为印度和爪哇的棉花质量好、大顺完全控制，价格便宜，以输入棉花和棉纱的方式，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与东亚土地制度相配套的家庭型铁轮飞梭织布机，会让江汉地区有一波早期工业化的机会。
而面向的市场，则是很早之前刘钰盐政改革时候就已经打好的基础。
盐政改革重新划分了盐区，川南工业的发展，使得湖北地区用的是川盐。
也就是川盐入楚问题。
川盐入楚，回去不能空船，那么江汉棉布即可入川。
川盐资本，是大顺当年西征时候发了财的陕西资本集团为主，那么江汉的棉布也一样可以入陕甘。
四川不怎么产棉。
陕甘也不怎么产棉。
西域可以产棉，但是基建太差，道路不行，运河更不用提根本没水，运出来能把裤衩赔进去。
故而，江汉平原，算是这一次蒸汽机进步、铁路、以及应该不远的蒸汽船连同长江水道的最大受益者。
至于别的……说真的，在刘钰看来，以大顺的视角，过了信阳往北，只怕铁路的出现，也就是个方便逃荒、赈济的工具。
除了煤炭开采、沿线车站的工商业能有所发展外，真正巨大的影响，基本看不着。可能养鸡的能多点，方便在火车站卖茶叶蛋、卖烧鸡。
哦，可能能对盐政产生点影响。
长芦盐、山西盐，能把淮盐彻底赶出河南、安徽西北部了。这个，就看长芦盐和山西盐，谁的背景大、谁的门子硬了。
所以，皇帝也好、太子也罢，其实无需担心太多。他们担心的很多事，是不必担心也不太可能出现的。
当然，以另一种视角来看，那就不一样了。
京汉铁路的铁路工人、沿途的矿工；如果再配上纱厂女工、印刷厂的识字的印刷工人，基本上这个时代最有天然组织力的一群人，就可以踏上历史舞台了。有些小册子，也就真能有人读懂了。
显然，刘钰不会和太子讲这个视角。
于是也就破天荒地，刘钰第一次讲一件事，竟然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了。
太子听刘钰说完这些全部的好处，只觉得听的头皮发麻、浑身颤抖。
他是万万没想到，一条铁路，里面的门道竟有这么多，以及会产生这么多的影响。
本来，在他爹那，他听到关于镇压、统治、分割的东西后，已经是震惊不已了。
今日再听刘钰从经济、工商、农业、盐政的视角来谈，更是觉得自己所虑所知，着实太少。
本来他还有点担心“贤良文学”当初在盐铁论里争论的一些事，现在听来，似乎连这些也不用担心了。
而且，刘钰讲的和贤良文学说的那些，从道理上听，倒是觉得刘钰的这些更有道理。非常顺滑，自己按照刘钰引导的思路反推，也是一样的结果，倒是真有点由道衍术的意思。
至于说，沿途占地、拆坟之类的事……在太子看来，肯定不算事。
而诸如铁轨生产、煤炭挖掘、道路测绘这些东西，也自有部门负责。之前那条不长的从门头沟到京城的铁路，已然锻炼出来了一个简陋的班子。
太子心想，既是父皇叫我来询问兴国公、请教其中所以然。那总不能是叫我只是听听的。
且父皇叫我日后要去督办铁路这件事，那这是父皇要我办的。而我自己，也不能做个那种不戳不蹦跶的蛤蟆。
那我要向父皇主动提出来“一并顺便办了”的事，应该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显然不能问刘钰。且不说本身就不该问，问了麻烦多，就算不怕麻烦，父皇说的可是让自己听“所以然”，不要“听其然”，那显然是要我在请教完兴国公后，自己拿个主意的。
第033章 统一市场与地方利益（上）
太子自觉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主意，觉得他爹多半会觉得他有些主见。
但实际上，皇帝让太子来请教刘钰，请教了半天，太子还是没明白“本末”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此时的大顺，伴随着白银货币化、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本末之争的本质，实际上就是生产和商业之争。
大顺的士绅阶层，类似于秉持的是商业资本思维。
耕地，是大顺最保值、最安全、最不受战乱影响、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品。
很多士绅说的已经足够明白了，战乱之后，哪怕改朝换代，张家的地还是张家的、李家的地还是李家的，永远保值、受到任何经济波动的影响最小，是最后的投资方向。
刘钰给太子讲本末之争、将均输平准这些东西，太子看似听明白了，实际上还是没听懂刘钰的真正意思——如果真的相信“本末之争”，那就应该尽可能把内地土地的商业投机属性剥离。
大顺士绅最喜欢的两项投资，是买地和放高利贷。他们嘴上喊着“务本抑末”，可实际上他们比谁都“末”，因为贤良文学说的“本”，是生产。
大顺看不见的手，太厉害了——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高利贷和土地兼并收租，是收益率最高、回报率最高的投资方向——所以需要一只看得见的手，将农业生产的盈余，不要往高利贷上走、不要往土地兼并上走，而是投资到水利建设、交通发展、农田改造、扩展耕地上。
问题在于，在买地收租和放高利贷的高回报率下，无形之手的阴影下，士绅地主有多少人，把其积累的资本，投入到了水利建设、农田改良上？
这才是刘钰想给太子讲的“务本抑末”这个道理，在大顺这个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上的真正涵义。
不要刻舟求剑，拿着先秦两汉时的人口、耕地、土地所有制、税制、畜力机械普及量等，来套大顺的现实情况。
韩非子当年嘴很毒，专门为这种情况，自己创造了个成语，叫“守株待兔”。
想要让资本，投资到土地改良、水利工程上，除了特殊手段外，若靠无形之手，还有另一种办法。
那就是提升亩产的价值，靠某种经济作物的高额回报，高于地租和利息，使得资本会选择改良土地、促进生产，以获得更多利益。
但这在大顺内地也已经没可能了。因为刘钰把所有值钱的原材料农作物的生产地、商品粮基地，都放在了东北、南洋、以及后续的印度。
在南洋开种植园、或者在东北垦殖种豆的收益，已经高过了在松苏买地收租，所以大顺这些年的银钱兑换比问题才没出事。
大量的热钱和积累的资本、贸易的顺差白银，实际上都跑到南洋和东北去搞基础建设去了，靠着大量产出，才没有出现白银通胀和物价革命，保证了大顺的“汇率”依旧极为有利出口——虽然大家都在用白银，甚至可能这些白银，都他妈是南美的同一个矿坑出来的、甚至可能是同一个南美印第安人挖的，但实际上两边的白银还是有汇率的。休谟在和自由贸易派论战的时候，就拿捏过这个“汇率”问题。
所以，其实问题到了这，就算是太子真的明白了“本末”问题、亦或者更进一步把这些东西都基本搞清楚了。
那也没用。
因为由此推出的、以全体的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民为主体的解决方案，是太子或者皇帝都无法去做、并且一定会去极力阻止的。
哪怕，由此推出的主体，不是这片土地上的全体人民，而只是大顺的资产阶级，那么太子或者皇帝都不可能接受他们的路线，并且一定会去极力阻止的。
老马说，资产阶级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
假使不考虑全体人民。
只说如果大顺此时是一个资产阶级为统治阶级的国家，那么下一步，显然就是要打通国内市场、取消国内的税关和各省的地方保护主义，在取得外部市场后再把内部市场拿到手，从而建立世界市场的轮廓；实行土地国有制和级差地租制，也就是列宁评价中山先生的那套最纯粹的资本主义的土地制度，方便将资本用于依托土地这个生产资料而进行生产活动。
而这，还不是最终解决方案，只是资产阶级的解决方案。
仅此，皇帝也好、太子也罢，能支持吗？
就算明白，民族的国家的未来是这样，皇帝、太子、地主官僚、士绅等，会去做吗？他们假设自己是忠君爱国的，只是当告诉他们，新时代下，真正的爱民族国家，是要取消他们的封建特权，士绅特权、减租减息、甚至土地国有化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举起屠刀。
因为多少明白一些这里面的道理。
又因为他是太子，屁股坐的很牢靠。
所以，当几天后，皇帝再度召见太子，询问太子和刘钰的交流问题时，太子给皇帝的答案，也就是他的主见，就是理所当然的折中。
太子知道，自己询问完刘钰后，父皇一定会再找自己。
皇帝也知道，太子应该会知道，并且会给自己一个要尝试做事的方向和答案。
所以皇帝开门见山，询问太子道：“朕叫你询问兴国公，听其所以然，未必听其然。他给你讲了什么，这都无所谓。”
“关键是，你听完之后，你自己觉得，除了过些日子朕要交代你去督办、体察民情的事外，你还想一并做点什么？”
太子将自己已经准备好的话说出，回道：“儿臣请父皇准许儿臣，挑选年轻才俊，兴办汉口实业。”
这个答案，在皇帝的意料之中。
算是皇帝认为太子可能会给出的几个他认为还算可以的答案中，比较容易意料到的一个。
刘钰和太子到底说了什么，皇帝并不想知道的那么详细。但是基本上刘钰的思路，皇帝自认还是了解颇多的，虽然大部分时候是胡乱理解，但皇帝还是自以为自己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