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这么大的国家，收3000万两的国税，傻子都知道根本不够。最多维系一下边疆开支和一次性军队，以及官员的工资。
稍微遇到天灾，就得国库见底。
明知道税不够用，还不加税，默许地方用劳役、摊派等方式，支付地方支出，君子远庖厨这一套，装瞎子不知道地方什么样。
白色收入，远低于灰色收入，必然导致统治成本激增。
现在还没崩的原因，是因为灰色收入之下，还有个如明末时候的那种行贿贪污的黑色收入，只不过现在黑色收入还没超过灰色收入而已。
任何有经济学常识的，看到这一组组数据，都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如今朝廷户政府一年的财政总收入，去掉盐税，赶不上进出口贸易顺差的一半。
本国的贸易顺差，每年进口的“外币”总额，比中央政府的财政总收入还高。
每年进口的“外币”总额，是本国发钞的40倍；每年进口的“外币”总额，是大约1.5个财政总收入。
就这种情况下，本国还完全没有政府干涉。
土地完全自由买卖。
法律规定的贷款最高利率是年息36%。
平均地租，是土地年收成的50%到60%。
士绅阶层可以“合法且合理”地“避税”，不是说他们不缴国税，而是明、顺体制是个很明显的小政府，中央财政的国税没几个钱，地方开支不够可以自行加派——从明废丞相到大顺的天佑殿改革，只是加强了皇权，加强了君主专制，不是加强了中央集权。
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不是一回事。
有个显著的对比，英国离谱的窗户税，夏天定下来要收窗户税，秋天就能把税交齐。
大明或者大顺，甭说三个月就能把新增的税种收齐这么离谱的高端操作，就说士绅欠各地的国税税银，三年能不能把欠款追缴齐了？
税都收不明白，也配叫集权？
还有个对比，隔壁明治维新的时候，有个吊毛的工业？
依旧还是农业税占了财政的绝对大头，5072万日元，占了财政总收入的88%，当时日元对标黄金，1日元是1.5克黄金，金银比价是1:16，大约折合8000万两白银。
六七倍于日本的耕地，国家财政的农业税收入却是明治土改后日本的四分之一。
假若没有倒幕战争、没有西南战争、没有版籍奉还，不动核心的土地问题，改来改去也就是个天保改革的水平，还真未必及得上被诟病的洋务运动。
刘钰对大顺的士绅阶层和地主恨的深沉，并不是因为“剥削”。
他现在是大顺新兴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布尔乔亚怎么能谈剥削呢？
只谈“利益”、“收益率”、“资本流动方向”。
在资言资。
他是完全站在布尔乔亚的角度，对地主、士绅，恨的深沉。
恨到骨子里，恨不能彻底消灭。
大顺利润最高的两项投资，是土地购买，和金融高利贷。
他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要搞工业，要搞商业，要资本流动，要资金投入，结果大顺的士绅地主让他步履维艰。
工业、工业，都知道国家的未来在发展工业，可他妈的资本都往土地和高利贷上跑，怎么发展？
英国的工业革命活化石，阔里班克水力纺纱厂，年收益率是多少？
13%！
被英国惊呼“三倍于国债收入”、“前所未见的高收益投资”、“引领资本流向纺织业的启明星”。
大顺不说什么九出十三归的擦边球，就完全按照《大顺律》放贷，年收益率是多少？英国国债，基本等于规定的最高利息。
纺织业要达到英国那样的吸金效应，也就是英国人惊呼的“三倍于国债收入”，年收益率得达到108%。
啥实体工业的年收益率能达到这么高？开炼金房炼金子？
三十税一的奇葩政策，士绅免杂役、地方免摊派的脑淤血政策，土地的年收益又是多少？
前几年，极端条件下的松江府上海县，土地价格是2.4两白银一亩，地租是6钱白银一年，收益率40%。
一度出现了“主不如佃”的风潮，自耕农主动卖地去当佃户，逃避杂役和地方摊派。
不说极端条件下的当年的上海县，只说这几年大顺下南洋政策的苏北。
刨除地租之外，还有别的收益。
就近放贷是不是收益？
睡佃农的媳妇、女儿，免费，是不是收益？去窑街，还得花钱呢。
农闲时候，让佃农服劳役，修田埂、坝台、房屋、围墙，是不是收益？
要避主人的姓、名。要给主人的爹、甚至打死狗也得给狗守灵哭丧，上份子钱，是不是收益？
饿到要吃大户，三十多人直接被活埋，扣个“所谋不轨”的帽子，要不是被皇帝知道都没有任何惩罚，是不是收益？
这叫集权？这分明叫中世纪分封农奴制的土地自由买卖政策下的魔改版嘛。
关键是骑士还得履行封建义务，还得出兵呢，地主士绅只需要缴纳三十税一的国税而已，哪家的封建骑士的封建义务加封建贡这么低？
要是什么都不管，啥工业的收益率，能达到40%？
单个的布尔乔亚，可以转型，去当地主、去当高利贷放贷者。
刘钰作为大顺布尔乔亚的代言人，代表整个新兴阶层的利益，理所当然对士绅地主恨的深沉，恨到骨子里。
但凡土地问题、税收政策，稍微动一动，他这二十年时间干的很多事，就都是脱裤子放屁了。
可现在呢？
这边忙着搞对外贸易，转身就要担心巨额的白银流入土地，不得不搞纸币兑换券，尽量让热钱别往土地上流动。
和英国人斗智斗勇耗费五分之一的精力，剩下五分之四的精力全都在和土地斗智斗勇。
他不这么干，就只能学历史上满清酋长乾小四了：
乾小四带头贪污、受贿、索要、明抢、搞白手套代理人，用各种手段把对外贸易流入的白银拢到手里，再用战争、赈灾、修园子等方式花出去。
但那并没有任何卵用，不涉及根本，只是在修修补补维系小农经济。换个没那么有“政治动物”天赋的，立刻就露出原型。
再说，指望皇帝，就跟后世开盲盒似的。
SSR级别的刘彻、李二、朱元璋，几率太低。
甚至对中华帝国来说，在这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当务之急，不是抽中刘彻李二这样的卡，而是千万别抽到朱祁镇赵构这样的。
不能指望皇帝，刘钰又没本事在盛世造反，搞快刀乱麻的暴力土改，那自然是浑身难受。
天天看着士绅，就想着土地收益率、工商业收益率，眼里的士绅地主全都是经济学的地租符号。
刘钰已经动用了他几乎能动用的所有手段。
包括且不限于：
皇帝直属的特务组织孩儿军，被用来监督这些海商集团的白银流向。
搞脱裤子放屁一般的白银兑换券，尽可能控制每年超过朝廷财政总收入的白银，不流向不该流向的地方。
反动透顶地站在“永禁齐行叫歇”的这一边，用压低人工成本，来换取工商业利润比地租回报略高，跪求资本去办手工工场。
动用封建贵族身份和勋贵关系，杀鸡儆猴处置将大量海外白银用于买地的“无罪”大海商。大顺律没有一条律法规定，不能买卖土地。
顶着士大夫士绅戳脊梁骨的骂名，在苏南地区搞十一税改革，减轻自耕农负担，提升土地价格，降低地租收益。
对大庾岭地区的几十万因为商业中心转移而失业的百姓掩耳盗铃君子远庖厨，明知道皇帝可能会选择武力镇压，也不主动提一句“谁开发谁保护”，让松江府的工商业集团多缴这一份税财政转移支付。
默许开发南洋的人口买卖。明知道那就是债务奴隶、契约奴，却不承认那是奴隶，而说是契约长工，以求降低南洋的开发成本、增加资本回报率，让资本不流向国内土地而流向南洋。
勾结西洋人，借贷西洋金融资本集团的白银，并每年支付7%的利息，却坚决不扶植“民族资本”，不问他们借20%年息的贷款。
每年赔二十多万两白银，在苏南搞青苗贷，力求降低苏南地区的放贷收益，从而让原本无人问津的12%左右的一些工商业，有人开始投资。
顶着违背“米贱伤农”的大义，搞南洋米进口，降低工商业成本，降低地主的实物租收益，变相提升相对的工商业投资回报。
明明是政府这边的监管者，却要跟孙子似的，哄孩子似的，哄着这些新兴阶层，达成“高积累、低分红”的公司政策。
这一次分红大会上定下的“高积累、低分红”的公司政策，他已经用了浑身解数。
搞了鸦片案、教案，封闭英葡商馆。
搞了丹麦商馆查封加税。
搞了一两年的香料贸易断绝的饥饿营销。
再配上南洋和印度地区的特殊情况。
用尽浑身解数的结果，就是让贸易的开门红，红的发紫，把利润率拉到一个极高的程度。
再把极高，变成较高，说是“高积累、低分红”，实则这个“低”也是相对来说的。
好容易打开的局面，看似无限美好，未来可期，实则脆弱无比。
这种好局面是极端不正常的，而且已经掏空了刘钰所有能动用的手段了。
朝廷没钱，六政府也不可能拿钱填无底洞一般的海军，只能靠商贸的高积累政策堆出来足够夺取制海权的海军。
欧洲战云密布，下一场战争可能在十年内开打，十年内是否能一直保持今年这种极高的积累率？能否攒下一支能够夺取制海权的家底？
这些问题，看似是海军的事，实则还是和大顺的土地、税收政策息息相关。
今年的分红年息，最终定下来，是17%。
这就是刘钰说的“高积累、低分红”的低。其实已经相当高了。
如果土地、税收政策有所变动，使得资本投资土地和放贷的利润率没那么高，实际上这个分红年息完全还可以继续往下降一降。
如果能够如英国一般，平均投资的收益率只有5%左右。
那么，对西洋贸易的回报率，只要能到10%，投资的人也会趋之若鹜。
而压到10%的分红年息，每年就可以至少多造几艘战列舰。
但现在，如果压到10%，那么西洋贸易公司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荷资企业了。
大顺不会有士绅、商人投资的，回报率太低了。
刘钰手里有一份英国和“土地回报”有关的情报，就能知道他现在面临多头疼的事。
英国在牙买加、或者巴巴多斯这样的生产蔗糖的地方，买一片100亩的种植园，大约是5700英镑。
而其回报率是多少呢？这一百亩的平均收益是500英镑——蔗糖有风险，小农无法承担价格波动，只能算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