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顺1730 第1241章

作者:望舒慕羲和

正像进一步发展了的政治经济学,让资本家成为仅仅为了工人级阶的利益的高尚的资本家一样。

这个讽刺,放在大顺也是一样的。

既然说,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是正确的、大义的、有利于社稷的、国富的、民强的、武功卓越的……

那么,资本家也可以是如此的高尚,他们成为了仅仅为了国民财富总和增加、为了江山社稷、为了万千百姓、为了国富民强的资本家。我努力,可不是为了我自己啊,我是为了陛下江山、为了万千黎民、为了国富民强,含泪赚钱。

我雇佣雇工,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生产、为了让国民财富总和增加、为陛下分忧解难安顿流民……当然我赚到了钱,但这只是副产物,就像是士绅收了租子也只是安稳佃户的副产物……

这样,格调不就一下子高起来了吗。

也就使得新兴阶层,获得了“大义”。

当然,这种“大义”的获得,需要一整套的论证。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篇第一句: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

而之后的展开,则是由英国那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新兴阶层的力量,已经发展起来了;封建贵族势力,却依旧把持着政治;英国自身的重商主义政策、专营制度等,严重制约了新兴阶层的下一步发展。

于是,之后的展开,实则就是在向英国那时的贸易政策开炮,是为了推翻英国那时的重商主义政策,层层论证,证明自由贸易才是正确的、重商主义是错误的、英国的政策是有问题的。

而刘钰,沿用了国富论的第一句话。

但之后的展开,也是由大顺此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新兴阶层的力量,发展的还不够强大;大顺这边对于工商业发展,还有疑虑;大顺打赢了一战、成为欧洲这些年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贸易体系的受益者;改革还在继续,发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于是,之后的展开,实则就是在为之前几十年的变革辩护,是为了证明发展工商业是正确的,层层论证,不去谈重商主义还是自由贸易,而是要证明发展工商业是正确的、延续改革的路线发展生产增加生产是正确的。

大顺……还没到需要讨论自由贸易还是重商主义的阶段。甚至说,重商主义,还没有到开始束缚大顺生产力发展的阶段,反倒是依靠对外贸易,极大地促进了大顺的生产力发展。

正如老马所讽刺的:进一步发展了的政治经济学,让资本家成为仅仅为了工人级阶的利益的高尚的资本家一样。

政治经济学,本来就是为阶级的利益辩护的。

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证明了“只消费不生产的食利阶层,是多么的重要,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没有他们就会崩溃”。

魁奈的政治经济学,证明了“农业是多么的重要,是唯一的价值来源,工商税都是无意义的,直接取缔工商税只收工业税,让科尔贝尔滚蛋,让工商业自由而不受任何限制的发展是多么的重要”。

而大顺这边此时的这一套东西,也是类似,证明了“新兴阶层是多么的重要、改革是多么的正确、江山社稷需要产业不断发展才能稳固”。

但实际上,刘钰又对后续的改革不报任何的期望。

因为他自觉能改的都差不多了,剩下的还能改的都是小问题,而大问题根本改不动。

并且认为不折腾还能多撑几年,真要是折腾的话,肯定要折腾出来大事,基本大顺就要炸。

当然,不折腾的话,那么大变革也就无法到来,或者说不会出现巨大的混乱,使得那些大的东西能彻底改动。

只要大顺先乱了,崩了,改的天怒人怨、改的旧阶层离心离德新阶层心有不满,靠着这些年积攒下的遗产,才能浴火重生,革除那些根深蒂固的封建套路。

不乱的话,起义都不好起,造反都不好造。为王前驱,那也得有那条件,就现在的情况,兵精粮足,国库充裕,内政安稳,朝堂不乱,想为王前驱那也极难。

所以此时所立之言,一部分是为新兴阶层和工商业发展辩护。

另一部分,还是希望借助大顺开国之初的制衡体系,将与科举制制衡的那批人,给他们立下“经”。

以前,大顺的制衡体系是存在的。

但,制衡科举士绅的那批人,有力而无经。

甚至于,两拨互相制衡的人,用的是同一种经。

这很正常。用同一种经的人,依旧可以互相对抗。

正如前些年,日本大儒的弟子询问大儒一样:如果孔孟复生,孔子为主将、孟轲副之,来攻日本,我等儒生将如何?日本大儒回答的就非常明确:哪怕孔孟复生,也干。

所以,连写经的“圣人”,都可以因为政治因素而被“反对”,何况大顺内部同用一种经的军功贵族和科举大夫的相互制衡呢?

现在,刘钰在尝试依靠大顺的制衡体系,为这些人准备经书。

一种完全有别于过去的经书,以及义利、标尺、评价体系等。

目的,就是为了将来有朝一日,这群人继续改革,把大顺折腾炸了。

不折腾,还能多活几年。折腾,炸的就快。

第246章 必死之局(上)

哪些能改,并且能改成功。

哪些不能改,改了也根本不可能成功。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在人为”即可解决的。固然说,事在人为,人是什么人?国是谁的国?为事的人的阶级属性是什么?这些不可不考虑。

而大顺本身的一些问题,更是使得继续改革下去,肯定是要出大事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后人有人讽刺一些担心技术进步会导致失业的人,编了个段子。

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拉车的马、马车夫,一定都死绝了吧?

勃拉发明了抽水马桶,于是每天早晨起来倒马桶的主妇,一定都死绝了吧?

塞纳菲尔德发明了平板印刷术,于是那些抄书为生的人一定都死绝了吧?

这个段子的本意,便是说,技术的进步,固然一些职业消失了,但一些新的职业也就出现了,人类并不会因为技术进步而死绝。

但,这个段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宏观上,这么说是没问题的。

可实际上,被抢掉饭碗的人,却未必可以融入到新的产业、新的岗位上。

有句话说得好:不当安安饿殍、尤效奋臂螳螂。

其实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即便可以说,这是历史的滚滚车轮。

但,这些人,并不会按照你的意愿,坐在那干等着,被历史的车轮碾碎。

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人会为了生存,做出选择。而对大顺来说,这种不当安安饿殍的想法,又是根深蒂固的。

以改革后的山东中部为例。

因为铁路的修通,使得一些土地融入资本主义的土地经营,是完全有利可图的。

比如说,种烟草、种花生、鲁西鲁北地区种棉花。

伴随着铁路的修通,在铁路沿线,种植经济作物的收益,已经远远大于种植粮食。

大顺在三五十年前,就已经成批地出现了“城居地主”。

这些地主居住在城中,他们的土地租给佃户,由佃户把租子送到城中。而地主不管经营、亦不管土地改良,只是收租。

很早开始,大顺征税的时候,就已经一反常态,不再是“先城后乡”,而是“先乡后城”。原因就是各地的地方主官,主动调整,制造时间差,毕竟乡下的佃户先把租子交了,城中的地主才有钱粮征税,所以从过去的先城后乡、改为了现在的先乡后城。

一般来说,实物地租基本上是五五分、四六分。

如果交通不便、如果大顺没有打开海外市场、如果大顺没有在一战中获胜。

那么,其实资本不会选择经营土地,因为你种啥玩意儿,能达到五五分、四六分的收益?

这么高的收益,农业技术在此时已经到极限了,亩产已经是世界最高了,那为啥还要经营土地?

买地之后,坐地收租才有最高的投资回报率。

而伴随着交通发展、海外市场的开拓、以及一些政策倾斜,使得靠近铁路的地区,种植经济作物、尤其是种植融入到世界市场中的经济作物换取白银,已经比坐地收粮食实物租更高了。

佃户是没能力种植经济作物的。

以烤烟为例。

需要豆饼、需要煤、需要搭个烤烟的窑炉、需要资金周转……这些,都不是佃户所能承担的起的。

之前说的因为种植经济作物,导致大量的农民破产、被兼并、自杀、被高利贷吞噬等,这是指自己还有一些土地的农民,而不是完全靠租佃的农民。

那么,现在,经济作物有利可图、且资本愿意支付比粮农佃户更高的租金,那些居住在城中的地主,是否愿意把土地租给资本家,由他们来经营呢?

卖地,是不可能卖地的。

在大顺,卖地是被视作败家子行为的,但凡日子还能过下去,就只能租,而不可能卖。是以,资本即便想要经营土地,也得租。

而交通发展、海外贸易等,使得资本即便按照过去“四六分”的比例,依旧可以支付比之更高的租金,而且给的是白银,而不是粮食或者铜钱。

那么……

地主愿意租。

资本想要租。

佃户呢?

从资本主义发展、土地经营的角度看,这些佃户或许就该被“历史的车轮碾碎”。

问题是,你这车轮是啥材质的?

你怎么确定,是被历史的车轮碾碎,而是这些人钢筋铁骨把车轮给硌碎了?

所以说,即便说要走那条路,也得有个极为强力的、集权的统治集团,才能当所谓的历史的滚滚车轮。

英国600万人口,正规军能拉出来9万、战舰100余条、黑森雇佣兵还能拉出来5万,各地乡绅的民兵还能再拉出来5万。而且英国四面都是海,完全没有闪转腾挪的空间,还有那么近的新大陆可以泄压,所以圈地运动没出啥大事,但也出现了起义、甚至出现了掘土派试图在军中干一波大的。

而大顺多少人口?多少正规军?多大的闪转腾挪的空间?

有句话讲,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没有当历史车轮、且保证能碾碎那些人的本事,就无法领导这个国家走入新时代。

刘钰走的路子,是放弃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而是依靠海外市场和对外扩张,完成工业化。而不是照着历史上的正常路数,尤其是英法等国的路子,先让农业出现资本主义兴致的经营生产。

但这个路子,实际上也是分内外两步的。

外面那一步,他已经迈出去了。

内部那一步,这就需要均田、限制土地买卖,保证小农的基本生存。

原始积累靠对外扩张和掠夺、金银货币靠对外贸易和美洲金矿、劳动人口靠先发地区的那点失地百姓就足够应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人口——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霸权世界的时候,它才几个工业人口?

第一次工业革命,只需要百万人的底蕴就可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才需要上千万人。

内部那一步,刘钰自认为,依靠大顺的自发改革,是不可能完成的。

大顺没有这个能力,这和皇帝个人的意志、甚至官僚集团一部分人的意志无关——哪怕满清的统治,乾小四那样的面对“限田三十亩”的奏折,也得说这是“合乎正道”的;而官僚集团内部的士大夫,不说颜李学派那群激进的复古派,就是寻常的人,也不是没有限田、均田想法的。

有意志,没卵用。

大顺的组织能力、统治基础等等,都注定了完不成这件事。

大顺是个典型的唐宋后的封建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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