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艺，是我们应该这么办，着重点在于“办”。
因为从始至终，“对”这个东西，其实从诸子百家开始，大家的态度其实基本都是一致的。什么是对？国泰安康、人民安定、有衣有食。
儒、墨、杨当时的三家显学，都是在讨论这个的，无非是在“怎么办”这个问题是，分歧极大而已。
新学派存在的最大意义，是潜移默化地灌输了一些方法论，解决“我们应该这样做”的“这样”，到底是“怎样”的问题。
是以，大顺这边的启蒙运动，和欧洲那边的，在表象上完全不同……因为大顺这边普遍不信教，所以不可能从经院哲学衍生出的人与神的关系，搞出一堆“不辩自明”、“不言而喻”的东西。
反倒是，因为大顺这边普遍不信教，所以大顺这边的启蒙运动，围绕的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土地所有制到底是国有制还是私有制”、“是否要限定商人购买土地”这些东西来的。
这也和大顺这边的官方意识形态有关，因为实际上大顺理论上的官方意识形态，陈亮叶适等人那一套，也是“以艺修身、艺大于经”这一套由内而外的东西。
当然，是内核。
也正是因为如此，由外而内的内核，所以叶适等人的想法，才会是全面复礼，以方方面面的制度，由外而内地达到真儒道统。
这套内核就是如此，包括颜李等人，其实内核也是这样：想当真儒，那就学君子之艺，在实践中体会儒之真意，由外而内，融会贯通，最终大彻大悟。也所以，反对者狂喷他们是异端的理由之一，就是“人要去什么地方，得先知道自己要去哪，然后才能知道该往南走还是往北走。你们可倒好，不先学去哪，先蹲在那造车养马，然后说只要车造好了马养好了，就好了。那你们的目的，到底是去那个地方呢？还是你们的目的就是造车养马呢？”
也正因如此，大顺这边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这种由外而内的味儿，还是很重的。
因为……实学一派这群人，不学经，所以他们的目的，也从不是复礼，或者把复礼作为最终理想。
所以也就出现了这种有些奇葩的启蒙运动，讨论的重点不是人、天、主、神、天赋、自由这些东西，而是所有制、税制、官制、军制、工商这些东西。
虽然不一样，但其实是一回事。
对欧洲来说，“敢于反抗”、“反抗有理”，是很重要的。这赋予了反抗的合法性，因为对教徒而言，“合法”，“合经”，才行。要知道，北美对于异端的烧杀，可才结束没几年。
而对大顺而言，李自成显然不知道“自然之权利”，他应该有生命权，这不是别人赋予的，而是自然赋予的……但是，这碍着他为了自己的生命权，而起身反抗了吗？
一个是“不辩自明”，证明有理。
另一个，则是“辩甚鸟经，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的“理所当然”，无需去证明。
启蒙运动是不是一定是有标准形态的？或者说，侧重点不同。
在北美，启蒙运动的表现，是所谓的“第一次大觉醒”，以宗教道德回潮的方式进行的，大量的传教士赶赴北美进行传教，试图让人重归信仰。侧重点，在于宗教的自由，不要再搞政教合一和异端审判了。
在法国，启蒙运动的表现，恰恰相反，是以极端的反宗教反教会的方式进行的。侧重点，在财产权，法国的资产阶级不想再随意给国王交税了。
但表象之外，有个东西是相同的，那就是“土改”。
北美是以剥头皮、没收保王党家产地产完成的。
法国自不必提。
那么，既然大顺也已经产生了特色的启蒙运动，那么大顺能“逃”过去这个问题吗？
其实，不管是颜李等人的均田第一仁政的想法，还是如今在新学一派中流行的大集权造船移民的想法，其内在推动的经济因素，还是土地矛盾。
这个矛盾，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打完的“今后怎么办”的迷茫中，越发明显。
刘钰在山东测河道，试图靠金矿移民的方案，并没有解决大顺的最大矛盾，反而让这个矛盾即将彻底激化。
因为，伴随着移民在北美西海岸的定居，伴随着参与这件事人越来越多，很多人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疑问：为啥，不集中力量，疯狂造船移民呢？一边是水旱洪灾，一次又一次的起义、赤地千里、人相食；一边是枫树满地的温带气候，平原河流，万年沃土，我们的导航术、造船术都已达标，为什么不去做呢？
而在大顺，如何集中力量，自古以来，始终都有一个明确答案的：均田乃第一仁政，去除中间商赚差价。
这种矛盾的激化，只不过把过去的“目的”，转变为了“手段”——对新学派的激进派来说，似乎，均田不是目的，而是为了集中资源的一种手段，真正的目的是移民、工业、或者说，减轻工业化之痛。
而且是大顺特色版的减轻，大顺不缺劳动人口，缺的是过程中小农痛苦减少的资源，土地。
工业化对小农自然冲击，但冲击是冲击、起义是起义。
冲击一定起义吗？
工业化会造成小农起义的原因，是因为小农靠土地养不活自己，地太少。要是有300亩地，媳妇的纺车被纺织厂冲爆，没必要起义。而要是就3亩地，媳妇的纺车被纺织厂冲爆，买个盐、冬天搓个棉裤都搓不成，那就只能起义了。
第202章 凡尔赛和约（八）
而随着实学一派的人越来越多的前往南大洋、北美，一些在明末“大觉醒”中讨论了许多次的东西，再也遮盖不住。
最开始，很多人讽刺儒家复古激进改革派，说他们“连算术都不懂，数也是君子六艺，还号称通儒呢……按照你们的想法，一户丁，田五十亩，你自己算算天下是否有这么多田？”
一开始颜元过于激进，被人指责为“伤富户之业、夺富户之田，此非正道”。
然后李塨等人把这个激进的想法改进，再到王源，最终拿出了还算是比较完善的“三十年赎买”方案。
如果说，在科技水平达到之前，这个想法是空想的，甚至是有些反动的——李塨无法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他的设想里自己都没解决的问题，就是“为工为商恐难容纳如此多人口”；而反动，是说这一套方案的背后，还涉及到非常严格的士农工商等级制、惟农有田工商不得取田等问题。
那么，现在，很多问题在技术层面上，理论上已经可以解决。
比如土地，澳洲的土地或许差一些，但是北美的土地是真的好，枫林湾再怎么差，也比甘肃那等少雨的地方强，也比西南高山上的一点点能种玉米的平地强。
比如工商，伴随着产业发展，李塨生前都觉得自己的想法是空想的“工商业无法容纳过多人口”的问题，也看到了解决的曙光。
当技术，或者说生产力水平——航海术、造船术、导航术、数学和天文学，也是生产力——已经达到理论上可行的时候，为什么不去做，这就会让很多人心生疑惑。
大顺的人地矛盾，已经即将到达无可挽回的地步。
历史上，黄河决口之后，围绕着微山湖，山东江苏的农民，动辄武装数万开战，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
更不要提土客矛盾、赶苗拓业、垦蒙导致的蒙古贵族地主化引发牧民起义和佃户相杀、还有那场影响极大的白莲教起义。
松苏不是尼德兰，也做不成尼德兰。
大顺普遍的“天下”思维，使得这些先走一步的人心里装着的仍是天下，而不可能是尼德兰和西班牙模式。
这天下，自然包括山东、河南、陕西、湖北、甘肃等等地方的人。
江南是人，别处人也是人。
于是，一些激进的想法也就不可避免。既然胸怀天下，那么自然会把目光投向一处地处温带、北半球、气候湿润、平坦、冬季最低也就零下二三度、有枫树桦树杨树、能种小麦种苞米种蔬菜、有河流、非常适合搞水利堤坝灌溉、人少地多的地方。
即便，实际上这件事正在做，比如眼下正在进行的金矿搭台、移民唱戏的办法。
但很多人觉得还是慢了，何不争朝取夕，以最暴烈的手段来解决这件事？或者说，以最暴烈、最激进的手段，来减少新时代从旧时代的母体上分娩的痛苦？
和一些人想象的不同，甚至完全相反。
从当初米子明送瑞典战俘回哥德堡开始，大顺和欧洲的交流逐渐加深，对于欧洲的了解越多，在这个“原始积累”的时代……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好。
以史为鉴、以夷为鉴也罢。
甚至所谓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大顺实学派的这些人，鉴来鉴去、攻来攻去，攻的方向，直奔着“强化集权”的方向上去了，而不是反过来。
顺承于明。
有些东西，叫影射史学也罢、叫托古言志也罢，总归，很多人借着明朝的事，来抒发自己的想法。
说前朝朝廷，连发钞权都没有，在白银改革之后，确定了用白银为税的那一刻，就等于拱手把发钞权让给了东南沿海大商人。莫说西洋，便是日本，幕府手里也有发钞权——发铜钱，收税却收白银，并不叫发钞权。因为铜钱不是辅币，而是类似于内币和外币的关系，兑换价格是按照汇率波动的，并不是固定额辅币，所以实际上就是没有发钞权，而是“自由”到把发钞权让给了商人，这不是扯犊子吗？
说前朝朝廷，连海关都管不明白，那么大的贸易额，能把铜钱冲到白银货币化的程度，税收能力和英国差了八条街。
说普鲁士这等国家，都知道用财政补贴纺织业，这边可倒好，任何经济政策都没有，全靠自由发展。连学法国财政部出钱组织丝绸生产出口获得财政收入的脑子都没有。
说荷兰为了把控茶叶的专营权，不惜用各种手段，掐死奥斯坦德公司、屠杀英国东印度公司。这边可倒好，茶叶就是这边的特产，居然不知道垄断茶叶出口税。
在这个原始积累的时代，大顺这群人在这个时间睁眼看世界，所看到的，只有四个字。
“国家强力”。
这和1848欧洲之春之后，再开眼看世界的时候，完全不同。那时候原始积累已经完成，各国资产阶级已经基本上台，甚至再往后几年中国的手工业已经堪堪能和有大洋运费阻隔的机械工业不相上下不甚有优势。
那时候看到的，是那个样子。
现在看到的，是这个样子。
因为，毕竟，连正牌的《国富论》，都还要晚几年才能出现，而出现之后也并不是英国的政策，而是反英国政策的。
这时候，双眼向外看去，所能看到的，唯有重商主义、加强集权、强力干涉——重商主义只要不去“望文生义”，就应该知道这个“重农轻商”的“轻商”，并不是一个相对的关系。
再配合上一直以来的传统，很多实学派中的激进派，就认为“师夷长技”的长，应该去其外壳，取其内核。
比如英国之长，在于能征税养出那么大一支舰队。小小岛国，愣是靠征税能憋出来一支和大顺规模差不多的舰队。
那么，这个长的内核，并不是说大顺要造一支更大的舰队，而是说“要用英国搂钱造舰的手段，来推行移民”，既然英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搞出一支这样的舰队，那么大顺师夷长技，难道就不能集中力量大规模移民吗？
不同时代的“师夷长技”，是不同的。就像此时，师夷长技，是怎么也不可能师到自由贸易、开放包容这些东西的，因为夷自己此时也根本就没这些玩意，怎么师？
怎么可能师一个此时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呢？
所以此时师，比后来师，更适合。后来师的，是富了之后的上层建筑；现在师的，是如何富时期的上层建筑。
即便不需要仔细分辨，透过现象看本质，只看现象，也不至于被忽悠瘸了。
而学诸如什么异端审判、政教合一、女巫审判之类的东西，也实在不用学。
本土就有非常极端的儒家一派，颜元等人是明确提出，要对异教徒“物理消灭”的——60岁以上，出于对长者的尊重还可以轻判；60岁以下，甚至连和尚道士都要若不还俗就物理清除的。
所以，要说对外交流，一定要学点什么不可。
那么除了军事技术、理科而非工科，恐怕此时能学的除此之外，也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想办法收税、想办法用大量的税收干一些要干的事，加强管控、加强监管、加强集权和行政效率。
简言之，刘钰在大顺原本是激进派。
但是，现在，一些实学派的中的激进派，认为刘钰过于保守，是保守派、甚至是老保守派了。
“兴国公老了……”
这句话，在实学派中的激进派中流传，并不是在陈诉一个年岁上的事实，而是有其特殊含义的。
就像此时在北美西海岸既找金子又勘探绘图的这些人。
这年月，勘探、测绘，家里有钱有势的子弟是不可能学的。因为要去的地方，要么是雪山高原、要么是茫茫沙漠、要么就是热带雨林、要么是土著遍地的异域。
而没钱的子弟，才会学诸如测绘之类的行业，就是弄口饭吃。
而偏偏，大量外派到各处测绘的，能看到海外的大量平原、沃土、良田千里潜力之地的，又是这些穷人家的子弟。
他们会怎么想？
他们想想自己的父母那点地、过的是什么日子，自然而然就认为，朝廷现在的头等大事，就是集中力量移民，实现“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的愿想。
但刘钰在干什么？
在慢悠悠地做事，不管是在山东做的，还是在此时正在引导北美挖金子移民的办法，在他们看来，都太慢了。总觉得，刘钰现在做事，比起当年在松苏和盐改漕改的雷厉风行，大约的确是老了。
即便出于惯性，很多人依旧会第一时间站出来支持朝廷的做法，甚至愿意说诸如“这是必要的代价”之类的话。
这种想法在年青一代的实学派心中逐渐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