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望舒慕羲和
在西班牙和大顺签订密约之后，大顺的商船、巡航舰，已经可以在哈瓦那修整，以哈瓦那为中心截断英国的贸易航线，并且开始频繁地和北美的走私集团接触。
大量的英国商船，被大顺的重装商船和巡航舰抓走，抢走了货物。
这，倒是真得感谢一下“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以及后续的《乌得勒支条约》。
因为这个条约，以及英国取得的一些利益，使得海盗起家的英国人，开始在加勒比海肃清海盗，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这就是《加勒比海盗》故事里，把海盗排队绞死的背景：1715年，《乌得勒支—马德里条约》的最终敲定，重写加勒比海的贸易格局，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海盗大围剿运动。
一方面，这使得英国商船的武装度，比起1718年大围剿前的海盗乱世，有了明显的下降。
另一方面，1718年抵达高峰的海盗大围剿和后续捕捉，使得大量海盗跑路马达加斯加和西非，为大顺找一些“熟悉加勒比地形的老乡”，提供了丰富的人才储备。
“哪里可能有商船”、“哪里有一个隐秘的港湾”、“哪里有隐秘淡水”……这些东西，肯定不是靠几张地图、以及月距角经度法就能解决的。
不过，大顺这边虽然肯定算是海盗行径，但因为一些官方目的，大顺这边还是用的“逼停船只，强迫前往太子港、哈瓦那等港口”的模式，而不是旧海盗体系的杀光烧光抢光的手段。
除了抢他们的货物、船只外，一般也不怎么杀人，而是有专门人员向他们宣讲“自由贸易的美好未来、自由贸易对大西洋商人非常有利、重商主义是东印度公司的人受益、贩卖奴隶是不好的行为以人为畜是不对的”等等。
至于大顺自己信不信，那另说。
但嘴上说的，肯定是自成体系的，毕竟此时掌握强迫贸易就是自由贸易、并且能把经书按照这一套写明白的人，基本都在大顺。
总的来说，大顺的这些巡航舰和重装商船，是大顺对英战略里不可或缺的一环。
甚至是战略的胜负手。因为大顺赌英军不敢全压上外海决战；再者大顺也不想真的把英国海军击败，让法国称霸。所以是靠重装商船和巡航舰，或者说贸易来决胜，逼到英国财政破产即可。
在战术上，这些重装商船，也被直布罗陀的围城军队利用起来。
一方面，低价收购他们的货物，保证部队的补给。
同时，将大批的酒桶、谷物等，当着直布罗陀英国守军的面，往地峡方向的大顺营地里运。
就像是在一个快要饿死的人面前，咔咔地啃滋滋冒油的大肘子一样，就是在战术上引诱直布罗陀守军冒险。
另一方面，大量准备返航回大顺的商船，也给了直布罗陀守军极大的心理压力。
配合上地峡方向又在部署窜天猴发射架、海湾方向正在建造浮动炮台、以及每天进进出出的商船和巡航舰。
这就更让英军不得不做出判断：中国人的全面进攻，即将发起，我们必须在他们反动进攻前反击，打乱他们的进攻部署，在地峡方向抢夺足够的补给品，撑到我们的援军抵达，争取最后的胜利。
11月16日，大顺这边的参谋部，给了直布罗陀的英国守军心理上最后一击。
六个热气球，从大顺这边的基地升空，然后往直布罗陀的要塞附近——500米范围内也算附近——投掷了几枚手雷。气球随风飞到海上或者西班牙城镇，随缘。
这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空袭”，可谓声势浩大。
从德拉康塞普西翁到阿尔赫西拉斯的海湾周边，大约6万名观众，观看了这场空袭。
但要说物质上的战果，零，甚至是负的。一个巨大的丝绸气囊落在了西班牙的城镇，被教堂屋顶刮碎了，至少损失200两银子。扔的手雷，连英国守军的一根毛都没伤到。
不过要说心理上的压力，那就太大了，简直堪比压到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这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空袭”之后，直布罗陀的英军指挥官，便把军官们都召集起来。
要塞内，仅存的一点旧船上拆下来的木柴，点燃了篝火，英国军官们围在篝火的旁边暖和着自己的身体，咒骂着直布罗陀的鬼天气。
虽然他们是英国人，按说没有资格咒骂直布罗陀的天气，但这几天的温度实在是有些低，夹杂这海风，即便接近十度，依旧有些刺骨。
指挥官约翰·莫当特，身冷心也冷，对于现在的处境只想骂娘，可他还是保持了一个绅士的体面，尽可能做出一副比较从容的态度。
约翰·莫当特，算得上是此时英国为数不多的反中魔怔人。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对大顺的仇恨，自然是有缘由的。
应该说，是大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至少在他自己看来，是这样的。
他也算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虽算不得伦敦的顶尖贵族。他父亲就是个中将，比起那些起步就是传承了几代的公爵侯爵们来说稍微差了点，但毕竟也是一出生就在权贵圈子里长大。
母亲是斯宾塞家族的女儿，祖上真的阔过。伊丽莎白女王发行彩票搂钱，就是斯宾塞家族负责的，能负责彩票的，可想而知。
只不过时代浪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伊丽莎白之后，国教、天主、共和、君主、复辟、护国、反复辟……一波一波又一波，稍微站错了队，那就很容易跌落云层。
不过现在还不至于跌倒泥浆了，爹是中将、妈是名门，自然一路顺风。
封建贵族子弟的人生轨迹，基本都是相似的，不论英国还是法国亦或者大顺。
起步就在元帅大帐内当侍从，搁在大顺叫在帅帐听用，差毬不多。混几年，镀镀金，积累点资历，升将军。
应该说，直到和大顺接触之前，约翰·莫当特的人生，还是比较顺利的，算得上是标准的上层贵族子弟的命运。
直到，他和大顺这边扯上了关系。
几年前，也就是克莱武和孟加拉打关税战争的那一年，威廉·皮特开始执掌英国的海陆军战略。
提出了“袭扰法国海岸，迫使法国无法将海军集结、迫使法国在海岸预留大量兵力减轻汉诺威和普鲁士方向”的战略。
也就是此时被托利党们狂喷的“用金锞子砸人家玻璃”的政策。
约翰·莫当特被委以重任，作为陆军指挥官，袭击罗什福尔港。
罗什福尔，拉罗谢尔，这个法国港口的命运，有点像是大顺的聊城、扬州之类的城市——因为地理、运输工具、贸易路线的变更而兴盛衰亡的城市，比如在运河时代一年贸易额保守估计700万两、后来却混成山东最贫困地区的聊城。
罗什福尔也一样，这个后世名不见经传、只有二三万人口的小城，此时是法国非常重要的对美洲贸易的港口。
科尔贝尔选择了这里，并建造了要塞、海军基地和贸易港。原本历史上，则因为加拿大的丢失、北美的混乱、七年战争的战败，这座重要的贸易港终于死了，泯然众人，象征着法国在美洲的彻底失败，这座港口是法国美洲战略的墓碑……
此时，罗什福尔是个非常重要的港口，重要到什么程度——这里是奴隶贸易、中法人参貂皮等“前朝东虏贸易”的集散地，转口港。
因为这里有河、有海湾、海湾门口有岛屿，所以显然，这里也是个重要的海军基地，科尔贝尔的眼光很不错。
约翰·莫当特当初的任务，就是执行皮特的袭扰法国战略。
而间谍给出的情报，说罗什福尔很容易攻打，守备松懈。
但实际上，等到舰队抵达之后，发现情况并不是像间谍说的那么简单。
而且，因为当时英法已经宣战，而大顺是武装中立同盟的发起者——至少在当时，的确是中立的——所以，大顺的商船停靠在罗什福尔港内，要把从加拿大运来的人参和貂皮转港。
毕竟要是法国船，出去容易被抓；而大顺的商船，是中立的，而且还是武装中立，所以没人敢抓，而且反正回去也是空着，就顺道帮着法国运点货。
大顺这边作为中立国，就直接告诉了英国这边：懂什么叫武装中立吗？
英国人这边研究了一下，觉得打个锤子打，万一不小心真的打到了大顺的商船，这边正和法国死磕呢，那边再惹一个怪物，这不没事找事吗？
约翰·莫当特和此时作为英国海峡舰队司令的霍克上将，就商量了一下，觉得别打了，撤。
然后，约翰·莫当特的命运，就因为大顺的这几条商船而急转直下。
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但实际上根本不是。
第096章 攻防心理（十）
回国后，皮特和乔治二世都大发雷霆，问你们是干什么吃的？罗什福尔港为什么不攻击？难道你们不会避开大顺的商船再把罗什福尔打下来吗？
很快，国会就成立了一个“渎职调查委员会”。
当时，英国国内的舆论情绪，已经被皮特煽动起来，极为狂热——否则，约翰·宾也不至于被枪决；爱德华·霍克也因为让法国军舰逃走，差点被调查撤职——总之，当时的英国舆论已经彻底被威廉·皮特等“小爱国者、爱国者党”们煽动的疯了。
那这得有人背锅了。
然后，渎职调查委员会瞅了一圈，得，就你约翰·莫当特来背这个大黑锅吧！
当然，本质上，其实是党争。
约翰·莫当特，是前首相罗伯特·沃波尔的支持者，或者说是沃波尔党的。
推荐他来担任进攻罗什福尔港陆军指挥官的，是康沃利斯勋爵。
而康沃利斯勋爵的老婆，是前首相沃波尔的外甥女——波沃尔亲妹妹的家的女儿。
约翰·莫当特，就差把“我是沃波尔的党羽”这样的名号，刻在脸上了。显然，这是沃波尔一派，准备推起来的年轻一代陆军军官。
其实全世界的宫廷朝堂，玩的都差不多，结党、新旧党争、扶植党羽、培养年轻人卡位，等等、等等。
这个渎职调查委员会，一看皮特非要找人负责，那简直不要太明白，到底要找谁负责了：
威廉·皮特在上台前，是靠狂喷内阁、组织反政府活动起家的。可以说，每天喷沃波尔至少十遍，废物、懦夫、蠢货、小人之类的词汇，丛出不穷。
海军指挥官是霍克，父亲是中产入赘出身，纯粹的海军技术骨干，没有党派，海军还是要留几个能打仗的，不能都是些废物。
这个人不能背锅。
一眼扫过去，显然，这约翰·莫当特，又肥又大，就你来背这个大黑锅，顺便搞一搞沃波尔的人。
乔治二世出面平衡了一下，撸了约翰·莫当特的官职，军衔保留，扔到直布罗陀去。
这件事，要说莫当特不知道这是党争，倒也不是。
可当时的情况，确实就是大顺的“中立”船只，对英国发出了警告，这才导致了约翰·莫当特在军事会议上，建议别打了，撤。
而最终也是因为他多的这句嘴，被人抓了把柄，撸到了直布罗陀，戴罪立功。
当时他就对大顺恨得牙根痒痒，等着大顺的舰队出现了直布罗陀附近，击败了博斯克恩的舰队后，这种恨的魔怔程度进一步加深：大顺的中立是假的，早知如此，当时就应该把罗什福尔港内的大顺商船干爆，把上面的人参貂皮都抢走！
再然后，原本的直布罗陀总督“因病回国修养”，他这个还剩下个将军衔的将军，就“临危受命”，成了直布罗陀的最高指挥官。
结果，大顺的陆军登陆，开始了对直布罗陀的围困，还采取了非常恶心的困等坏血病战术，一波把直布罗陀的店铺和房屋都烧了个干净。
本想着在直布罗陀洗刷耻辱的莫当特，简直已经快要恨死大顺了：
自己扶摇直上的时候，是大顺的商船横插一脚，导致自己背了个大黑锅。
好容易被再度起步，成为直布罗陀总督，又被大顺的陆军围困，而且很可能自己又要背直布罗陀丢失的大黑锅——守不住？房屋被烧？你作为代理的直布罗陀总督，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提前做好防火工作？为什么不提前预备下过冬的木柴？为什么不提前征调居民店铺的粮食实行配给而放任那些补给被中国人烧掉？
是以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笛福讨厌中国，侮辱中华，因为他和朋友开的陶器厂被东方瓷顶的不轻，一辈子忘不了描写“陶罐”。顺带着目睹了东方棉布涌入英国导致的大面积失业，以及东方审美开始“扭曲”英国的传统审美。
乔治·安森，因为在伶仃洋，被刘钰好一通侮辱，又因为需要补给和修理船只去攻打马尼拉，不得不忍受；回来后，又因为大顺这边出文章介绍坏血病问题，导致他和沃德博士弄的在海军内推广的“坏血病药丸”被人狂喷，被视作海军部官商勾结的典范——吃了这个坏血病药丸后，一艘570个船员的战列舰，死的只剩下130，而全海军推广，沃德博士怒赚50万英镑，至于是否给推广神奇药丸的安森分钱，那就鬼知道了。自然也是反大顺反到魔怔。
换到莫当特，也是一样的道理。
在这个“东方热”、“中国热”的时代，除了像是孟德斯鸠这种要“借东讽西”，以东方宗教讽刺教会这种政治“启蒙”目的外，反大顺的基本都是因为承受了一些生命不该承受之痛，并且认定责任全在大顺。
是以，在这种情况下，大顺的战术陷阱，真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
于理性的战术角度：在敌方囤积物资、尚未全部展开兵力、在进攻即将法发起前，进行战术反击，是理论上最佳的推迟敌方进攻时间、扰乱敌方进攻步骤的有效手段。
而于私人的感情情绪上，莫当特想的，也有点……人之常情。
死守下去，坏血病困死，大顺占领了直布罗陀，大顺这边立功受赏。
如果强攻，就直布罗陀这地形，四千守军，进攻方至少也得准备个六七千的伤亡，所以大顺那边的主将也不会被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