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5汉风再起 第443章

“是呀，咱们齐国的大王是个好大王，现在称了皇帝，也一定是个好皇帝！”丁桂昌附和道。

“那是当然的！”潘化民接过话来，“别说满清鞑子的皇帝没法比，就是大明的皇帝也比不了。当年，我要不是吊着一口气走到登莱，然后又趁着黑夜抱着一根木头，逃到长山岛上，说不定早就被野狗吃了个干净。本以为，加入齐国的自救军，是自己一辈子过得最好的生活。却不曾想，三年除役后，坐船来到汉洲本土，齐国真的给分四十亩地，还有两间屋子。……嘿嘿，最让我意外的是，还给发了一个媳妇，让我得以传宗接代，不至于断了我老潘家的香火！没说的，只要我齐国的皇帝一句话，就算是让我现在去死都可以。”

“得了吧，别自不量力了，你一个小老百姓，哪有让皇帝赐死的机会！”丁桂昌挖苦道。

“反正吧，咱们齐国的皇帝得民心，又是给我们分田分房，还给分媳妇。如今，更是想着我们小老百姓，又给降了农税，这是仁政，是善政。只要皇帝需要，我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虽然战场拼杀的本事丢了不少，但咱敢舍去自己的命，去维护咱们齐国，维护咱们的皇帝。”

其实，齐国将农税从20％下调至17％，仍旧比历朝历代的名义税率要高出不少，不说西汉的三十税一比不了，就是大明的规定农税也只有5％－10％左右。但齐国的农税不依附于人身，没有人头税，只看田地归属。而且，政府在征收农税时，没有火耗，也没有役银，更是没有地方政府层层摊派。

同时为了便于农户缴纳农税，各地府县会在乡镇设立粮站，按照国家统一的粮食指导价予以敞开收购。至于那些棉花、油料、甘蔗等经济作物，政府也会给出一个最低指导价，并保底收购，以避免农产品加工企业刻意压低收购价，损伤农民的经济利益。

也就是说，齐国的农税，只有内阁政府明面上规定的税率，地方政府不得加派、加征，以及增加其他各种杂税。

齐国农税的计税依据，分为以下两种：一，按常年产量计算的农业收入，它是农业税的计税产量，不是实际产量，五年调整一次；二，按产品收入计算的农业收入，主要是农林牧产品的计税依据，对列举的农林牧产品，按产品的收入计算确定农业收入。整个计税模式，简单明了。

大明的税赋大体分为两部分，一类是田赋正税，按照每户拥有的田地面积来算，不过还要算上加耗（粮食的损耗和税银的重铸都会产生损耗，大概另加征7％），洪武年间，征收总量固定在2700万石左右，并且成为定额，这个数字终明一朝，都没太大的变化。这么算下来，大明的田赋在历朝历代都不算高的。

穷苦出身的洪武皇帝初衷是美好的，尽可能降低子民的负担。但造成的恶果也显而易见。田赋作为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在数百年间不能变化，但政府的各项开支不可能保持不变，民间的生产力也一直发展。那么官府自然就会有其他方式来向百姓伸手要钱而且这种方式更加不受制度所约束。

大明田赋的另一类就是役银。田赋收入均需解运至京，役银便成为地方政府的行政经费。皇帝和各部衙门的各项额外开支，也通常通过“坐办”的形式摊派到地方，转化为额外的役银。使得各级官僚上下其手，层层摊派。役银被摊派到田赋之中形成的附加税多达二十余种名目。

这么算下来，大明的农税征收比率通常是在30％左右，甚至一些地区会达到40％－50％，再加上地主乡绅的盘剥和压榨，大明的农人负担极为沉重。

另外，大明田赋的征收范围并不仅限于耕地。桑树、果园、鱼塘、林地，甚至是琼州府的棕榈树都被计入了征税范围之内，这也算是印证了什么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考虑到朝廷并不需要这些五花八门的产物，因此经营桑树、果园、鱼塘这些产业的农民在纳税时也同样是用谷物来缴付。

大明的农税在整个财政收入中占比近八成，而商税却只有可怜的两成。而且，大明农税征收也是趁逐年下降的趋势。在万历年间，大明尚能征收农税折算白银2000万两、工商税220万两、杂色收入348万两，合计财税收入2652.6万两。到了崇祯年间，财政收入却下降至400余万两，崇祯十七年更是只有几十万两。

齐国去年的财政收入就突破了一千二百万汉洲银元，折算白银约1500万两，而汉洲的人口规模才不过五百万。

齐国的财政收入如此之高，依赖的并非传统农税征收，而是大量的商税，以及政府控制的厂矿商社上缴的巨大利润。在去年总的财政收入中，农税只有区区两百三十万汉洲银元，占比不到两成。

因而，齐国的皇帝和内阁才发布诏令，将农税征缴比率从15％下调至12％，这点财政损失，对于逐年增加的商税和企业上缴利润而言，可谓是微不足道。

而且，此举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经济压力，还可以进一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日益扩大的工业生产提供更多的农产品，并相应增加农民的农业收益。

稳定的农业生产环境，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多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组（社），以及逐步减轻的经济负担，就是为了在齐国工业革命进行的同时，先努力掀起一场农业革命。

人口、农业和工业方面的发展，将是齐国未来数十上百年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核心。这些变化，彼此互相影响，也和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其他变化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齐国的工业、城市、民生和帝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里，最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一个人丁兴旺、万民温饱的国度。

第一百二十四章 发展中的教育

1670年12月2日，南都府（墨尔本市），兴安县（今澳洲莫宁顿市）。

在这个时期，普遍意义上的国家，主要指的是基于主体民族所构建的、拥有共同文化认同的民族性国家。比如日本以和族为主体，法国以法兰西族为主体，俄罗斯以俄罗斯族为主体，中国以汉族为主体，在这些主体民族基础上构建的国家，就是普遍意义上的民族性国家，这也是目前世界主流的国家构建模式。

这种国家建构模式需要一个基本条件，即认同感。而认同感来自于时间，只有当一个或多个族群长时间在一片土地上生活，并形成深厚的文化积淀时，大家才会对这片土地形成认同感，并拥有共同的文化认同。

所以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法国、抑或俄罗斯都非常强调历史文化的作用。

民族性国家建构模式的弊端在于所需的时间比较长，少则几百年多则上千年，毕竟认同感不是一时半会能形成的，但好处也很明显，主体民族形成后，就成了这个国家坚实的基本盘，基本盘的存在能保证国家的下限，哪怕在某个时期输得很惨，只要主体民族犹在，就能投币再来。

比如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曾数度遭到异族入侵，不说五胡乱华期间，汉人贱如狗的悲惨命运，就是在蒙元时期，华夏全境沦亡，在这种黑暗时代，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仍旧在短暂蛰伏后，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掀翻了蒙元鞑虏的统治，建立大明王朝，重新屹立于东方世界。

如果有得选，相信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会选择这种构建模式，只要有了主体民族这个基本盘，最终文明不会消亡，民族不会沉沦，国家也不会灭亡。

但现实上，许多国家往往没得选，比如像奥斯曼，它在数百年前，依靠强大的武力，征服了无数的领土，地跨三大洲，雄霸地中海。但它的境内却也涵盖了无数的民族，数百年来，不仅未能将其同化，反而由此也产生了无数的民族矛盾和冲突，再加上其国内丛生的各种宗教问题，使得昔日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在面对越来越强大的欧洲诸国，愈发力不从心。

而齐国的发展历史更短，仅三十余年时间，根本不足以形成民族性认同，而且人口也是一大问题。占据着广袤的汉洲大陆，并在数十年时间里，通过各种方法夺占了无数海外岛屿和领地，以至于使得整个齐国显得异常地广人稀。

为此，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齐国不惜血本地在移民方面进行巨额投入，还不遗余力地鼓励国内民众生育，同时也极力提升国内医疗卫生条件和保育条件，在短时间内，将人口提升至五百万。

但是如何将这些集聚的人口捏合成一个稳定而又充满向心力的民族国家，就极大地考验齐国的当政者的智慧和耐心。

齐国在国民教育和民间宣传基调上，一直都强调三个“一”原则，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语言，试图将来自大陆不同地区，以及其他国家的众多移民全都塑造成汉洲华夏人。使所有人在内心归属上，都能依附于汉洲，依附于齐国，最终构成一个新的民族国家。

当然，无数的移民在来到汉洲后，在情感上，多多少少仍会寄托于母国，或者曾经生养他（她）的故乡。甚至，不少来自大明的移民都曾畅想过，待大陆安定祥宁后，可以重返故乡，以求得落叶归根。

对于第一代移民，政府努力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以期尽可能地提升他们对国家的归属感和忠诚感。

但是，在齐国的统治阶层眼里，移民人群中大量三观尚未形成少年和幼童，以及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这些群体才是国家未来主体民族的构成核心，是汉洲以后的基本盘。

民族国家的建立和成型，是从不断提升国民的认同感，并建立共享同一价值、同一历史、同一文化，以及同一语言，以此减少民族区别和隔阂等种种手段来达成的。

而实现上述目标，大规模的国民教育便成为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

齐国在建立之初，就开始大力普及义务教育，从最早的三年免费义务教育，到六年免费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的普及，不仅可以提高齐国民众的识字率，为蓬勃发展的工业化，提供了初具文化知识的劳动力资源，还以此将民族和国家的概念灌输到齐国的下一代的脑海里，让所有新的一代汉洲人，确立共同的价值观，塑造共同的文化和历史。

在兴安县城的东南方，一座新中学的落成典礼刚刚结束。整个学校占地面积三十五亩，建筑面积八千余平方米，最多可容纳学生八百人。学校建有两层教学楼两栋，一座小型图书馆，一座食堂，以及一个巨大的运动场。

三百二十多名师生兴高采烈地进入这座新建成的漂亮中学，结束了兴安没有中学的历史。此前，包括兴安在内的周边数个乡镇均归属于北边二十多公里的太康县（今澳洲弗兰克斯顿市）管辖，一直没有建立中学。以至于附近乡镇所有升入中学的学生，不得不长途跋涉至太康中学就读。

1669年、1670年，连续两个移民季里，齐国先后从大明转运了五十余万难民。而位于汉洲南方的南都府，因为气候适宜，地理条件优越，也在两年时间里，被分配了四万多移民。

南都府辖下部分乡镇在接纳了大量的人口，并扩充了更多的村屯和定居点后，不论是管辖区域，还是建制人口规模，都已符合建县标准。而兴安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去年六月顺势成立。按照内阁教育部的指导规定，每个县必须配备一所中级学堂，以为国家培养初级人才。遂于去年申请建校资金，并很快获批，然后在不到十六个月的时间里，就建起了这座初级中学校。

在齐国，法令规定所有年满6周岁的儿童均须入读就近的乡镇基础小学堂，修业四年后，继续入读初级中学，学制两年。完成义务教育后，初级中学结业的学生会通过考试和挑选，优秀者升入高级中学，其余学生或就读各类技术培训学校，成为一名工人，或者回家务农，待年满十八岁后，政府将择地区予其授田。

高级中学堂的学生在完成三年的学习后，会参加国内的十几所大学堂的入学考试，成绩优秀者将获得进入大学堂的资格。

齐国目前实行为期六年的强制初、中级教育，主要培养阅读、写作和计算能力。教育部门按照大王最早提出的指导意见，在这个时期首次创立年级、班级、学科的概念，并在三十多年里，培育出大批能适用于基础教育的老师。

到了高级中学，教学科目已含有农业知识、手工业知识、自然科学知识，简单的物理、化学知识，汉洲地理和世界地理知识，以及中国历史，同时还注重体育和劳动教育，普遍采用实物教学法。

最早时期师范教育在十几年前也有所改革。齐国的师资培养机构始于1639年建业城所设立的教师养成所，随后几年，又改成建业师范大学堂。此后，在威海（今澳洲凯恩斯市）、云阳（今澳洲麦凯市）、大兴（今澳洲布里斯班市）、桂州（今澳洲珀斯市）、南都等地先后设立师范学校。

1665年1月1日，内阁教育部又颁布了关于教谕资格考试的敕令，敕令规定只有通过教育部专业考试者才能获得教谕证书，有了证书才能被任用。证书分三种：只教高年级的教谕资格证书、只教低年级的教谕资格证书和兼教高、低年级的教谕资格证书。

由于工商业的迅猛发展，齐国最早开办的天工学院这座综合性的“数学和机械实科学校“性质的大学堂，传授工业实用科目。后来又建立了以了“经济、数学综合实科学校”性质的建业大学堂。

随后十几年，与实科学校教育发展相适应，国内数所以建业大学堂为模式的农、林、医、机械、采矿以及其他应用科学领域的高等技术学堂也相继建立起来。

作为各类职业学堂前身的“普通补习学堂”其实早就在三十年前就出现。这种学堂主要是为读过几年义务教育的在职青年和新近移民工人入岗进行培训而创办的。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国内各种培训职业学堂相继建立。这些专业学堂可以按需扩大，旨在向学生传授早期工业社会所需的生存技能。

职业学堂的专业门类很多，例如有理发、烤饼、裁缝、制鞋、陶瓷、印刷、船舶驾驶、钟表、机械、园艺、药材、簿记等等，加上各种各样的专门学校，在齐国逐步已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职业教育系统。

这时期，齐国的幼儿园、托儿所在王室的推动下也有很大发展，国内各个府县城镇，由政府或互助社建立的幼儿园、托儿所陆续出现，为工厂和农场中操劳于工作的父母多少省却了照看的精力。

随着人口规模的日益增加和经济的发展，各级各类学校数量不断增加。1640～1669年间，新建的学校达一千二百多所。而职业教育与实科学校教育的发展尤为突出，可以说在世界上已处于领先地位。

反观这个时期的欧洲国家，尽管他们创办的大学历史极为悠久，甚至最早可以追溯至11世纪（1），但延续至今，大部分皆为古典大学，主要以神学、法学以及哲学等人文学科为主，经院哲学、烦琐哲学方式仍没有被完全排除，甚至又产生了新的烦琐哲学。与早期大学相比，虽然大学的智力水平多少有所提高，但仍赶不上当时一般智力水平发展的速度。当时划时代的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仍被排斥在大学之外。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牛顿、莱布尼茨这些著名的科学家的成就都是在大学之外取得的。

更经过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的破坏，大学被认为不再是进步的机构，而被看成是过时的和逐渐衰亡的教育机构，在这个时期，大多数欧洲的大学也被描绘成主要由卖弄学问的人所占据的机械辩论的场所。

至于义务教育，虽然早在1619年，德意志地区的魏玛公国曾公布的学校法令规定，父母应送其6～12岁的子女入学，但限于经济条件和战争影响，几乎从未实现过。

而欧洲其他国家，教育从来就不是平民所能享受到的权利。如英国，它的传统教育收费十分高，同时将信奉国教作为学生入学、毕业、留校任教的重要考核标准，门槛过高，阻碍了其他信仰或经济状况较差的民众入学学习。学生入学后又按照贵族生、高级自费生、自费生和减费生的等级，享受明显不同的学习、生活条件。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学校逐渐被贵族和高级国教教士所垄断，下层人民将很难拥有受教育的机会，未来就更无从谈起。

不过，这个时期，受宗教改革的影响，欧洲国家的民众识字率却相对较高，男性识字率大概为30％，女性识字率大概在10％。这是因为从17世纪开始，教会为了让所有信徒独立阅读理解《圣经》，慈善学校不断的发展壮大的原因所致。

教育进步的首要推动者是新教，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优先发展教育。为了能让所有信徒独立阅读理解《圣经》，从17世纪开始，教会慈善学校不断的发展壮大。对于一个宗教信徒来说，不会读就不能完整的参加所有宗教活动，这是一种“羞耻”。

但也仅止于此而已。

齐国的教育，在创立和发展之初，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为后续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提供大量具有初步文化知识的工人，为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培育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浓郁的文化氛围。

持续三十年的义务教育，齐国民众的识字率已提升至40％左右，尤其是年轻一代的齐国子民，基本上都可以达到熟练读写和简单计算的能力。而这种教育成果，可比欧洲那些只会读写《圣经》的教徒，要强出太多。

在工业化的最初阶段，识字和算术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有限，提高这些方面的人力资本对劳动者生产率的影响也很有限。虽然部分工匠和行政文员等部分劳动者需要掌握阅读和基本算术能力，工场中的大部分操作还是可以由目不识丁的工人顺利完成。

但到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机械越来越复杂，工序也越来越多，一些新兴产业部门对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便显著提升。自此之后，满足工业化对劳动者识字与算术能力的日益增长的需要并提升其机械操作技能，便成为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目标（如教育、培训、技能和健康等）。

于此，齐国的教育，依旧任重而道远。

第一百二十五章 机器的可怕

1671年1月18日，辛亥年，大齐汉兴元年，大明广德十七年，伪清康熙十一年。

在过去的一年中，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极具重要意义的大事件。

在欧洲，法国天才的外交大臣雨格·李奥纳，操盘了一系列杰出的外交成果。1670年初，他先收买瑞典国会，得到瑞典放弃英荷瑞三角同盟保持中立的承诺。

随后，他又秉承路易十四的旨意，向英王查理二世提议与法国合攻荷兰（由法国提供部分的战争经费），瓜分其大半国土。一拍即合的两方，遂签署《多佛秘密条约》。英王查理二世与法王路易十四结盟，计划在两年后联合攻打荷兰。

同一时间，法国还收买策动荷兰的邻邦明斯特大主教、科隆大主教，答允一旦法国出兵，他们也会发动对荷兰的进攻，并提供法军交通与后勤支援。

志得意满的荷兰人仍旧沉浸在自己臆想的欧洲霸权当中，对周边强敌环伺的形势，浑然不以为意。他们凭借着垄断的商业网络，发达的金融手段，巨额的贸易盈余，认为已掌控了欧洲的一切。法国的粮食和纺织品，英国的渔业、木材以及债券，瑞典的铁器，德意志地区的日用商品，西班牙的物资运输……，所有的商业利益，都有荷兰的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深度参与其中。

而对英法两国而言，荷兰家中金山银海，腰包鼓鼓，无异于像一个让人谗言欲滴的“狗肉包子”，而且还皮薄馅多，味道鲜美，如何不让人欲食之而后快！

在古老的东方大地，曾经窃据中原的满清鞑虏终于被驱逐出了关内，仓皇奔逃至漠南，并在经过一番内斗后，分裂成两部。

以八旗诸王公为主的一部，绕道大漠，试图返回辽东，再复昔日割据之势。而以清虏伪帝康熙为主的满蒙汉八旗势力，则留在了归绥，准备继续联合蒙古势力，积蓄力量，窥视关内。

明军在收复了长城以南地区后，暂时止住兵锋，开始将注意力转向陕西、山西两地的数万清虏残余，准备待来年开春后，先分路围剿，以彻底完成汉地的统一。随后，便会集大军，入山海关，进辽东，拔除清虏的根基。

考虑到在骑兵方面的弱势，明军准备在统一神州后，休养数年，组建大规模的骑兵军团，仿当年洪武、永乐之例，对草原势力进行一番犁庭扫穴般的大规模进攻，以彻底消除北方隐患。

按照齐国人提供有关北方的情报显示，在西北地区的蒙古准噶尔部（1670年噶尔丹夺得了准噶尔部的台吉位）已开始整合卫拉特蒙古势力，要把松散的联盟步步改变为垄断权力的汗国，实力正在急剧膨胀。估计要不了几年，便会征服整个西域地区，并剑指漠北。

届时，一个强大的蒙古帝国将会再次形成。若是我大明不加紧整合内部，并对辽东和漠南先进行一番清理，彻底歼灭清虏和漠南蒙古人的势力，那么待这个准噶尔汗国南下之时，恐又会上演蒙元之旧事。

除此之外，在漠北和准噶尔的更北面，还有一个实力更加强大的罗刹国，从齐国人提供的地图来看，其领土横跨数万里，如同一片巨大的乌云笼罩在神州大陆的北方，让人感到一种难言的窒息。

清虏、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准噶尔、河湟和河西走廊（吴三桂），还有乌斯藏，放眼望去，统一后的大明是强敌环伺，周边形势仍然较为严峻。

在这种情势下，行将统一的大明似乎仍离不开齐国的支持，不论是他们提供的火器，还是他们支援的粮食。甚至我大明的海外贸易，也离不开齐国的影响。

大明所产的瓷器、丝绸、茶叶、生丝、药材、毛皮、猪鬃、桐油……，被齐国人一船一船的运走，然后换回海量的金银。

话说，通过数十年的贸易往来，来自齐国的汉洲银元因造型美观、规格统一、难以伪造，还便于转移或携带，成色也较其他外来银元为佳，受到大明商人和百姓的热烈欢迎，大量充斥于民间，流通于市场，与传统的碎银和铜钱并行通用。

在这种趋势下，汉洲银元已逐渐取代此前万历年间开始输入的西班牙人白银，成为大明贵金属货币的主要来源。

有鉴于此，大明户部曾考虑过引入齐国的铸币机器和技术，将大明境内流通的散碎银两全部铸造成汉洲银元模式的钱币，以达到统一国内货币的目的。

可以说，在大明即将统一之际，不论是从军事压力方面，还是经济贸易方面，都不允许立即就士林乡绅所诟病的移民问题与齐国生隙。

再者说了，两年的大规模战争，几乎将江淮、河南、河北、陕西等北方地区打成了一片白地，民生也遭到巨大的破坏，数百万的难民，亟待救助。可是凭借大明的财政收入，加之又处于战争时期，如何有多余的财力物力去赈济如此巨大规模的难民。

既如此，莫如暂且让齐国拿粮食来换移民，既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赈灾压力，让无数嗷嗷待哺的难民求得一条生路，同时也能获取齐国大量的物资支持，维系此前数十年的友好合作局面。

相较于神州大陆那般庞大而又壮观的战争场面，在南洋地区发生的爪哇之战，就显得比较小儿科了。作为该地区霸主的齐国，以马打兰素丹王国悍然杀害数百华人和齐国商人为由，对这个曾经的南洋大国发动了一场灭国之战。

齐国仅出动海军十余艘战船，陆军万余攻入马打兰王国，而且战事也只进行了不到两月，便迫其主动投降。随后，对这个曾经差点统一了爪哇岛的王国进行了严厉的处置。马打兰几乎割让了三分之一的领土予齐国，同时在齐国的支持下，以日惹为中心的南部地区，成立了一个日惹素丹王国。三宝垄、芝拉扎两处港口被齐国以租借的名义占据，都城苏拉卡尔塔亦允许齐国驻军，变更国号为梭罗素丹王国，并置于齐国的“武装保护”之下。

这场烈度不大、持续时间不长的战争，却让南洋地区所有的土邦王国为之震动。拥有三百多万人口的马打兰王国竟然当不得齐国一击，如此干脆利落地匍匐于汉洲的脚下。试问，不论是人口，还是武力，都远远弱于马打兰的众多土邦王国如何再敢直面挑战齐国的赫赫威势？

闻知齐国大王登基称帝后，几乎所有的南洋土邦王国或亲自，或派王室重臣，携带大量的贵重礼品，乘船前往汉洲本土，至长安城，以表恭贺敬服。甚至，在遥远的印度，莫卧儿帝国皇帝奥朗则布也派出了一队使者赶往汉洲，以为大齐皇帝祝贺。

不论是欧洲的波云诡谲的地区局势，还是神州大陆上轰轰烈烈进行的统一战争，就算是我齐国对土人发动的灭国之战，作为生活在广信（今澳洲班伯里市）城郊二十年的农民汤永中而言，统统都不重要。因为，没有什么能比得上赚取更多的家庭额外收入，让他投注太多的精力。

广信是西南地区主要的农业畜牧产地，周边遍地天然草场，再加上东部数十公里外的广大山区，放养了数十万的牛羊，其中就有在汉洲本土培育改良十几年的西班牙美利奴绵羊，为广信及桂州（今澳洲珀斯市）两地十余家毛纺织厂提供充足的羊毛原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