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5汉风再起 第266章

“宋城知县吕玉升贪腐，两年时间，挪占公中款项和移民费用五百余汉洲银元，其行昭昭，影响之大坏，为我齐国近年来为最。”毕懋康正色说道：“我欲杀之，以儆效尤，请王上应准。”

“非杀不可？”齐天犹豫了一下，“以后再有此案例，可能就会以此参照了。”

“王上以为不该杀吗？”毕懋康沉声说道：“大明洪武皇帝曾定，凡官吏贪赃满60两银子，一律处死，决不宽贷。而宋城知县贪腐500余汉洲银元，折算银两当有600余两，此乃不赦之罪行。更何况，我齐国官员的俸禄，可比大明官员高出许多。却还会出此贪腐之案，若不从重惩处，岂不是为后来者心向之？”

“一味酷法，当止不住贪腐之念。”想到后世，前赴后继的无数贪官，似乎总也止不住人类内心的贪念，“我们或许要设计出一套有效的监察制度，尽量避免贪腐行为的发生。若能使得为官者，在不敢贪的基础上，不能贪，无法去贪，方为长远之计。”

“此事，老夫会与大理寺同僚好生研究一番。”毕懋康点点头，表示认可齐天的建议，“但我大理寺目前需要重惩此案，以为警示国中官吏。请王上应准，判处宋城知县吕玉升，死刑！”

“……将请核文书送至王宫秘书监。”齐天沉默半响，叹息一声，然后轻声说道。

“只要有无穷的欲望存在，人的贪念可能就无法避免。古今中外，概莫除外。我只希望，有些官员在贪婪的同时，能尚存一丝底线，莫要太过损害我齐国的根本利益和百姓的切身福祉。”

第八九章 荷郑的矛盾

1644年10月11日，巴达维亚，总督府。

巴达维亚海军司令达克曼·巴雷克上校与一众殖民官员安静地坐在总督府会议室内，等待德林总督的到来。因为来得匆忙，他还未来得及打听此次会议的主题内容是什么，但看到高级商务参赞弗雷德·阿普顿先生和几位商务代表均显出严肃的神情，便知机地没有出声询问。估计，又是公司某个商站或者某片市场区域贸易前景不是很好，这才令他们有些愁眉不展。

来自欧洲本土的调令已经下来了，达克曼·巴雷克上校将卸任巴达维亚海军司令的职务，返回荷兰本土，进入海军，担任某支舰队司令。对此，巴雷克上校内心是颇为不舍的，虽然返回荷兰本土海军任职，会后很大概率再次得以晋升，成为一名将军。但是，他却不想离去，因为身在东印度群岛每年可获得的大量财富，而且危险性也很小，地位也崇高。

相反，回到了荷兰本土，担任一支舰队司令，就可能会与西班牙海军交战，也有可能会在护航荷兰商船时，与凶恶的海盗于海上搏杀。但获得的报酬，却远远不如在东印度群岛任职期间收获的财富。唉，万事岂能尽如人意。

“先生们，非常抱歉，因为要和柔佛王国代表谈一些事情，稍稍耽搁了。”科内利斯·范·德林总督来到会议室，朝在座的殖民官员点头致意。

“总督大人，各位先生们，现在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应对因为明国尼古拉一官（郑芝龙教名）的无止境贪婪，而日益损害我们东印度公司商业利益之事。”高级商务参赞弗雷德·阿普顿在德林总督坐定后，直接引出此次会议的主题，“从历年的商业交易记录来看，我们东印度公司自三年前开始，截止到上个月为，我们整个公司对日贸易额，幅度整整下降了九成，现在更是到了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此言一出，在座的殖民官员顿时哗然。虽然他们对与日本贸易有大幅萎缩，有一定的了解，但弗雷德·阿普顿口中却直言有九成的下降幅度，还是震惊到了众人。

“阿普顿先生，你所说的贸易额数据都是真实准确的吗？”德林总督皱着眉头问道：“虽然我们对日贸易额几乎是逐月萎缩，但目前的情势，真的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要知道，在五年前，日本市场，每年好像还能给公司提供近80——100万盾的贸易利润。现在，真的很糟糕了吗？”

“是的，总督大人。”阿普顿点头说道：“对日本贸易，已经处于最糟糕的处境了。今年截至到8月底，我们在日本市场只有区区二十万盾的贸易额，利润也仅仅只有五万盾，对于我们整个东印度公司而言，已经降至一个非常微小的市场了，甚至还不如我们新开辟的安南市场。”

“全都是因为明国的尼古拉一官的原因？”德林总督沉声问道。

“是的。”阿普顿点头说道：“造成日本市场如今的情形，一切的根源就是尼古拉一官。他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我们当初签订的贸易条款，还以明国内乱的名义，禁止提供生丝、棉布、瓷器，以及其他明国商品与我们。反过头来，他凭借着地理优势和明国人身份，大肆向日本倾销海量的明国商品，几乎垄断了整个日本市场。很遗憾地告诉诸位先生们，我们可能已经失去了日本市场，或者说，我们被挤出了日本市场。”

1639年，日本江户幕府发布最严锁国令，除了大明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其他所有国家地区均不能前往日本从事外贸活动。日本锁国令颁布后，还有后续的动作，如禁止平民穿用丝织品，不许奢侈，又封闭银矿，减少生产，以导致银价高涨，达到迫使外国商品降价的目的。

日本锁国令，对荷兰人的贸易生态有极大的影响，因他们是依赖明政府的禁倭政策，得以用强大的航运能力谋取中日贸易的差价来赚取高额的利润。但郑芝龙却利用他垄断整个大明海域的特殊优势地位，以及较近的地理位置，迅速挤占荷兰人的贸易份额。

三年前，郑芝龙更是出兵袭取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位于台湾岛上的两个据点，使得荷兰人在大明附近失去了贸易中转的立足点。

而且，郑芝龙对整个贸易形势有相当的了解，对内地的战乱，他一直采取观望的态度，但因内乱影响丝织品的供应则作了有效的安排。在1640年，他从广东及澳门裹挟织布工人150多户至安海街外（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安海镇），就地生产，以提供充足的丝织品货源。

因为日本锁国令，对澳门的葡萄牙人打击是非常严重的，曾经兴盛的对日贸易就此没落，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一批优秀的织工人和商人被郑芝龙迁移至泉州。当然，郑芝龙对他们也是有所补偿，允许葡萄牙人租用郑家船只和人员，可以打着郑芝龙的名义，前往日本进行零星的贸易活动。

虽然在三年前，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郑芝龙达成和解，并签订了一个贸易协定，双方对日本市场进行了简单的瓜分。

但强势的郑芝龙却从未认真遵守这个贸易协定，加之要开发台湾和吕宋，需要大量的银钱，因而，郑芝龙开始疯狂往日本进行货物倾销，准备垄断整个日本贸易份额。在两年前（1642），荷兰人就指责郑芝龙的不合理贸易行为，即把契约所定的每年以船只向日本输送的商品由4－5万勒阿尔（里耳），增加为10万勒阿尔，大大挤压了荷兰人的贸易份额。同时，荷兰人还不断抱怨郑芝龙没有给他们提供更多的丝货。

郑却推说：“大明各省有内乱，盗贼妨害蚕丝市场。”

1643年，郑芝龙就有122艘戎克船载运大量商品到日本发售，引致大明商品货价下跌，商人们损失惨重。荷兰人驻日本商务代表悲观的说：预想日本贸易现况不佳，势将归于全灭。

近两年，巴达维亚殖民当局不少官员数次声言，“明国人运往日本的货物如此之多，以致于公司在那里无立足之地，因此现在决定，派船截击返回中国的帆船，明年将计划截前往日本的帆船，无论日本人同意与否。”

荷兰人面对贸易竞争者，竟然开始考虑用武力来解决，可见其日本市场的惨淡窘境。驻长崎的荷兰代表曾数次向日本官员试探，若将与日本通商的中国人之帆船“扣留，作正当捕获物时，日本将作何想法？”日本人回应，如在日本领域外进行，日本不会干涉，“但将受到海盗之恶评。”

“所以，我们东印度公司要对尼古拉一官采取强硬措施，并付诸于必要的武力吗？”德林总督问道：“诸位，可有相应计划和预案？须知，尼古拉一官在明国海域拥有的海上实力，不弱于我们东印度公司，更兼之，他背靠大陆，又有台湾和吕宋两处海上据点。我们有把握迫使其屈服，然后严格遵循双方曾签订的贸易协议？”

“既然我们东印度公司在日本市场的贸易额，已经萎缩至近乎于无的状况。我认为，可以派出相应武装商船前往明国和日本海域，去袭击尼古拉一官的商船。”看到德林总督的目光注视到自己，达克曼·巴雷克上校连忙说道：“但我们必须在那里寻找一处补给点，以为长期破袭作战之需。”

“若是尼古拉一官派出战船前来驱逐，你们海军可有把握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做到持续不断地袭击他们？听说，他们有海军数万人，舰船也有千余艘。”阿普顿问道。

“据我们海军了解到的情况，尼古拉一官虽然有各类舰船近千艘，但大部分都是小型的戎克船，在海上完全不是我们武装商船的对手。”巴雷克上校自信地说道：“他仅有的数十艘大型船只，可能会有一定的威胁。不过，大海广阔，他们难道还能如同在海湾那般地形，可以将我们船只包围歼灭吗？不，他们若想集中那些有战斗力的大船前来围剿我们的破袭舰队，那无异于大海里捞针，注定是无法实现的。”

“就如同数年前那般，我们与汉洲之间爆发的战争，我们空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却无法在海洋上捕捉到几艘讨厌的破袭舰船，只能被动地看着他们不断袭击我们的商站和据点。所以，我们此次若是要教训尼古拉一官，也同样可以复制汉洲人的战术。派出数支精悍的破袭舰队，四处袭杀尼古拉一官的贸易船只，迫使他在日本市场对我们做出一定的让步。”

“那么关于在大明和日本海域附近寻找一处临时补给点，你们海军有没有好的建议？”德林总督问道。

“明国和日本肯定不会同意让我们随意在他们的国土上占据一处临时补给点。”巴雷克上校想了想，然后说道：“所以，我们必须去寻找第三方势力，获得一处可以停靠补给的据点。我认为，可以去找汉洲或者安南，问问他们二者，可否愿意提供一处补给点与我们。”

“汉洲？”

“汉洲在琉球附近占据了几个岛屿，而且陆续开发经营了数年。而且那几个小岛的位置非常好，距离明国和日本都比较近，是一个不错的补给中转点。”

“汉洲每年要从明国移民，恐怕他们不会冒着得罪尼古拉一官的风险，将琉球岛的几个据点让我们做袭击尼古拉一官的后勤基地。”

“那么，只有去找安南人试试了。”巴雷克上校耸了耸肩，说道：“他们或许愿意引入一个能足以对抗汉洲人的强大海上势力。”

第九零章 郑芝龙，要有大格局

1644年10月16日，大明，福州。

新近才被弘光皇帝封为南安伯的郑芝龙高居厅堂正中，面无表情地倾听完都御史、福建巡抚张肯堂一番叙说后，半响不发一语。

“南安伯可有疑虑？”张肯堂见郑芝龙不予回应，忍不住轻声询问道。

“江北有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四镇数十万兵马，兼之又有我弟鸿逵带兵数千水陆精兵于镇江防守长江之险。如此雄厚兵力，建奴如何能近得了南京。”郑芝龙摇头说道：“福建兵寡将微，若是再抽调数千军兵前往江淮，我恐福建有事呀！”

张肯堂闻言，顿时有些无语。你郑家几乎控制了整个福建，拥兵数万。即使郑鸿逵带走部分兵马前往镇江，但留在福州、泉州、延平、邵武等地仍有数万兵马，他竟然宣称没有无兵可调。

九月，山东巨变，建奴八千余兵马尽没于莱州府和青州府，其中还包括建奴固山额真石廷柱以下近一千七百余八旗劲旅。败退回济南的建奴残部未敢坐守济南，连夜后撤至德州。位于兖州的满家洞土寇，见机趁势发动，袭取兖州。相邻的东平、曹、沂四州二十三县士绅豪强，纷纷再次异帜，有归顺居于登莱的太子一系，也有投向南京的弘光政权。至九月底，建奴除了占据德州一小块地方，整个山东瞬间丢失。

原本驻扎于睢州黄河北岸的大清肃亲王豪格接到摄政王多尔衮的命令，立即带兵直驱东昌府，兵逼运河。同时，多尔衮令罗洛浑（岳讬长子）、李率泰、耿仲明统八旗满洲正白旗、八旗汉军正蓝旗、镶黄旗三部六千余人，并督原大明降军一万二千人，从北京出发，往山东而来。

虽然两路建奴大军所攻方向是山东，但居于江淮地区的刘泽清、高杰、黄得功等部均是大恐，急报南京，言建奴大军南下，剑指江淮，要南京调拨大量物资过江以作战备。另外，还要南京调集有力之部伍，充实江淮防线，以免建奴杀至长江。

南京弘光朝廷闻报，也是上下震动。他们前脚才派出和谈使者往北京以接触大清，商讨借虏平寇之计，甚至还准备将山东、河北、河南之地割与大清，以为酬谢“平寇”之功。这怎么回事，大清突然又要打过来了？

虽然有人说，是因为在登莱的“伪太子”击破大清八旗大军，惹得大清震怒，所以才派出两路军马以攻山东。我弘光正朔朝廷当谨守边防，以坐山观虎斗，任由几方在山东、登莱互相消耗。我南京弘光朝廷趁此机会，可厘清政治，发展军力，以图大势。

但还是有大臣建议，山东破败，恐难以当得大清一击，南京应该抽调精锐部伍前往江淮，巩固江北防线，以备大清在击灭山东各路势力后，趁势进逼江淮。

最后，南京兵部发出各路调兵令旨，督促江南、江西、福建等各镇军马，尽速前往南京汇集，并渡江充实江淮一线，以备建奴南侵。

福建巡抚张肯堂和南安伯郑芝龙均接到相关令旨，但数日来，这位福建总兵官一点也未调集兵马前往南京“勤王”的动作。要么安坐于府中饮宴会客，要么前往军营校阅军队，就是未曾打算调兵前往南京的意思。

故而，忠于王事的福建巡抚张肯堂便亲自登门，以示垂询。

却未料到，郑芝龙只是轻飘飘地一句，“辖下兵少，需备福建事”为借口，对南京的调兵命令根本不予回应。

张肯堂不敢多言，颇为失望地离开南安伯府。甲申天变，天子殉国，建奴入关，闯逆势大，也许又到了武夫最为肆意逞凶的时代了。

“羽公（郑彩，字羽公），队伍可整肃好？”郑芝龙待张肯堂离去后，转头问身侧坐着的一名三十几许的男子。

“三千部伍已然集结完毕。”郑彩抱拳说道：“伯爷但有令下，即可出发！”

“两日后，你便带兵去吧。”郑芝龙沉声说道：“潮州府位置极为重要，不仅北联福建，南接广东，更是前出台湾重要沿海要地。兼之，该地富庶，良田肥沃，可为我福建补充大量钱粮。所以，你去了后，务必控制潮州府各处津要之地，将其纳入我福建辖下。”

“卑职此去潮州，定不辱使命！”郑彩拱手应诺道。

六月，为了应对大明纷乱之局势，郑芝龙委派其弟郑芝豹镇守吕宋各地，将郑彩替换回大陆。趁着南方混乱无暇顾及的时机，郑芝龙迅速控制福建全省，以及温台部分地区。如今，他还要借南京弘光朝廷召集各路兵马聚集南京和江淮之际，准备派兵南下，将潮州府也掌握在手里，隐隐有席卷整个东南沿海之势。

“玉亮。”

“伯爷。”黄光辉（字玉亮）抱拳应诺道。

“你亦统兵三千进驻仙霞岭，勿得军令，不得擅自撤回。”郑芝龙正色说道：“仙霞岭乃闽浙边境第一大关，亦为浙江到福建的必经之地，此地事关我福建安危，万不可轻忽！”

“末将遵命！”黄光辉大声应道，随后迟疑了一下，小心地问道：“伯爷，若是南京那边派兵过来，我如何应对？”

“未我将令，任何外来军兵皆不允许通过仙霞岭。”郑芝龙沉声说道：“若是南京派出军马入关，飞速报于我来。”

堂下众人闻言，心头均是一震。阻隔朝廷兵马，形同割据，南安伯这是要据福建而自立吗？

“闯逆据晋陕，西贼（张献忠）占川蜀，建奴拥握北方，而我大明仅江南一隅，且军队残破，战力羸弱。我福建值此乱世之际，先图自保，再观天下大势之走向。”郑芝龙叹道：“群雄逐鹿，乱世将至，这天下倒底属谁，犹未可知呀！”

“伯爷，如今这情势，恐怕多半又演晋宋之事。”机宜参赞汤世文说道：“既如此，莫若向南京表示一二，以图永镇闽地。”

“如何表示？”郑芝龙似笑非笑地说道：“曰渐（郑鸿逵）已领水陆两师数千进驻镇江，以为南京屏障。弘光皇帝继位，我福建总镇亦敬献白银三十万两。难不成，我还要带上全副家当帮着南京那些阁臣北上收复失地？”

“伯爷，我福建非是引兵向北。三个月前，南京着令嘉奖吴三桂，以酬其引虏入关，击溃闯逆流贼，为君父报仇。特封赏吴三桂为蓟国公，赐黄金一千两，白银十万两，绸缎一万匹，由北上使团携带，送与关宁镇。本来还欲解送米粮十万石，但漕运船只均被刘泽清扣下，遂作罢。若我福建引海船为南京运送此批米粮与吴三桂，不仅可向南京朝廷示以忠心，还能交好关宁军，岂不是两全其美之事！”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击败李自成，包括弘光朝廷的阁臣高官们，整个江南官员士绅，并不清楚吴三桂已经降清，只是听吴三桂联合清军“克复”北京，逐退流贼。江南各地官员士绅普遍仍旧把吴三桂当做“自己人”，觉得他与清军仅为联盟关系，而非隶属，均认为可以拉拢吴三桂，甚至还想通过吴三桂交好大清，借虏平寇。

“帮南京运送米粮与关宁军，还以此交好吴三桂？”郑芝龙听罢，不由沉吟起来。

“伯爷，若是那吴三桂是真降了建奴，而并非是借虏平贼，那又当如何？我福建为其运送米粮，岂不是以身侍虎，助奴贼以图我大明？”陈晖突然开口说道。

“我煌煌大明与其厚赐封赏，他吴三桂又领数万关宁虎骑，岂会轻易委身建奴？”汤世文笑着说道。

“原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洪承畴不也降了建奴？”陈晖轻声说道。

“洪督师乃兵败所致，不得不降。”汤世文顿时脸色变得非常难堪，“他吴三桂拥兵数万，世镇辽东，岂能……，岂能轻易降了那关外建奴。为君父报仇，驱逐闯逆流贼，事急从权而不得不联合奴兵……”

“若我是建奴，占了北京，断然不会轻易退回关外。”陈晖说道：“诚然，吴三桂拥兵数万或有反复之心，但正因为此，建奴更是要予以彻底控制后，方敢安然入关去击闯逆流贼。须知，卧榻之处岂容他人鼾睡！我认为，吴三桂八成是已经降了建奴。”

“你为何如此笃定，吴三桂定然已降建奴？”郑芝龙问道。

“汉洲人说的。”陈晖老实地说道：“两月前，他们派人要将属下亲卫营统领齐大海家眷带回汉洲。属下与来人有过一番交流，他们非常笃定，吴三桂已然降于建奴，并会死心塌地地为建奴攻掠大明。”

“他们还说了什么？”

“他们说，值此大明危亡之际，最大敌人乃是关外建奴，为防神州陆沉，天下所有明人应合力以抗建奴，延续华夏之脉。”陈晖说道：“汉洲已集结国中精锐，齐聚北方山东沿海，誓要阻击延缓建奴南下。”

“一个月前，莱州府大战，建奴损失数千兵马，想必汉洲人也是参与其中了？”

“这个，属下确实不知。”

“他们……，有未提及我福建？”

“他们曾说，伯爷如今控大明海域，据福建全省，身后又有台湾、吕宋倚为后路，值此天下危亡之际，当要有大格局，做出一番伟业！”

“大格局？一番伟业？”郑芝龙听罢，眼睛里透出一丝疑惑，嘴里不由喃喃地说道。

第九一章 借虏平寇or借藩平贼

1644年九月初五（10月18日），大明南京弘光朝廷派出的北使团一行抵达了山东济宁。

在过去五个多月时间，作为南北交通要道，又是漕运重镇的济宁城头经历了四次旗帜变换。四月二十五日，大顺朝派大将郭升带兵抵达山东，署道佥事王世英“乘总河南奔，大张伪示，劝民从贼，及贼至，以城降”，济宁城被大顺政权接收。

四月二十二日，李自成在山海关被关宁和八旗联军击败，四月二十六日逃回北京，次日撤离北京。清军尾随追击，五月十日，大顺军在真定再次被击败，退入山西。与此同时，济宁城内的官绅再次达成了一致：反顺归明。

他们以周边的乡兵为主力，在五月十一日发动了暴动。当晚，济宁城就宣告脱离大顺统治，大顺官员张问行、傅龙等被杀。官绅选出原来的明朝官员潘士良、李允和、杨朴等主持济宁事，城头又插上了大明的旗帜。济宁城在名义上重新归附了大明治下，实际上，南京弘光政权并没有在此进行实际统治。

七月初五，大清派出王鳌永、方大猷率领官员南下接管山东。七月二十二日，方大猷抵达济宁，士绅和乡兵代表们在城外款待，济宁随后又被大清接收。

八月二十一日（9月6日），石廷柱、巴哈纳领大清八旗劲旅，并督大明降军数千往攻莱州，却大败于掖县城下，接着又遭青州府赵应元伏击，巴哈纳仅带数百甲骑狼狈逃回济南，随后又退往德州。

八月二十九日（9月14），济宁的乡兵首领李允和随即擒杀建奴伪官，反正复明，遵从大明太子令下。